张伟：研究人权不为唱赞歌

镜报编者按：张伟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一套中国的价值体系，能够让世界普遍接受的人权理念就可以成为其中的基石。他说，「和平是人权理念中国与国关系最基本的体现。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人权的意义也正在於平和地解决矛盾与冲突。无论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道理。」

2013年10月22日上午9点，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中国外交部特使吴海龙正在陈述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是中国第二次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国别人权审议。

吴海龙特使的压力并不小。按照流程，每位参与审议的其他国家代表有51秒的发言时间，他们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看法。有中国媒体报道称，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了指责」。

作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团长，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张伟在万国宫内目睹了中国接受审议的全过程。

「其实这种审议方式是很正常的，没有那么大的硝烟味，我认为应该不算是很激烈的争论或者交锋。」张伟事后回忆说，「我想国别审议的目的恰恰就在这里，要挑一些毛病说一些问题，然后促使这个国家去改变这个问题，这样才有意义。」

「搞人权并不是为了去唱赞歌。」张伟反复强调这一点。

何谓人权？

实际上，张伟也曾坚持过「坚决反对外国人批评中国」的立场，那是1998年他初到国外留学的时候。

在此之前，法学学科背景的张伟还从未接触过与人权有关的知识体系。1998年，没有「抵抗」住「出门看世界」的诱惑，本科毕业已3年的张伟开始给各使馆写信，获取留学信息。最终，他选择远赴瑞典隆德大学攻读国际人权法硕士。

反感於外国批评中国的张伟，在初学人权时也曾有过痛苦的经历。他曾疑惑，外国人搞人权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想把中国搞乱？

他开始转变想法，源於真正接触到了《世界人权宣言》等一系列人权公约。

「二战之后，全世界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使世界避免战争的灾难。以前世界认为只要有法制就可以了，但还是没有避免希特勒这样人物的出现，所以大家明白要建立一套核心价值，这套价值要加入人性的因素，于是有了人权的概念。」

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正是这种理念的结晶。

《世界人权宣言》共包括30个条款、1831个英文单词，涵盖公民所应该具有的婚姻、教育、工作、政治活动等一系列权利，条文细致到公民有权公正接受一场司法审讯、有权享有维持所需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及有权自由缔结婚姻等等。

「你看人权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非常具体的。很多人喜欢把人权挂在嘴边，但是一些东西实际上并不在人权保护的范畴之内。比如言论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利当然需要得到保护，但不意味着想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究竟一个人的人权是否被侵害，翻一翻《世界人权宣言》就知道了。」

对人权的另一误读也曾让中国的人权事业遭遇瓶颈。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国内媒体批评美国主张的「人权」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尤其抵制「人权高於主权」。

2000年，学成归国的张伟发现，国内社会上一些老学者仍然坚持着这样的看法。张伟只得再次拿出《世界人权宣言》，告诉他们人权并非资本主义独有，而是一个具体性的、适用於任何国家的概念。

令张伟欣慰的是，他的「人权是一个习惯用平和的方式讲道理的学科」的理念，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现在多数人权学者已经不再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大家都在从技术层面研究如何更好地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助推「中国人权机构」

2008年，张伟以一篇《国家人权机构研究》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对于仍属於新概念的「国家人权机构」，张伟成为了主要推动者。

「世界范围内现在已经有120个国家或地区拥有自己的人权机构。它的含义是以自己政府批准加入的国际公约为标准，去衡量国内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存在什么问题，从而提出一些建议，类似於一个谘询机构，但它的性质是国家机关，行使监督权和一定程度的调查权。」

按照张伟的理念，以宪法为基础设立国家人权机构是最佳的选择，即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在宪法中规定设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然后再制定具体法律就机构成立的各项事宜作出具体的规定。

此外，国家人权机构必须具有独立性，即人、财、物管理和分配不受任何机构干预。而从现实考量，中国的国家人权机构应具有教育、研究、谘询建议等方面的职权。

张伟认为，对比联合国公约，中国在一些方面的人权状况还有提升的空间。这表明了设立独立人权机构的必要性。

「你其实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人权国别审议报告中，各国针对中国提出的问题，基本都是我们讨论比较热的问题，比如曾经的不经法律程序就剥夺人身自由的劳教制度等等。这些问题的改变一定需要学者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国家性质的人权机构便具有这样的职能。」

「愿把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作为年轻一代的人权学者，张伟坦承，设立国家人权机构的构想倾注了他非常大的心思，他也一度希望能够尽快将此付诸实践。不过，当今天再次谈及这一构想，张伟却说：「或许我可以接受这个进程不那么快，我愿意把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因为我有时候会想，如果这个机构建立起来了，无法有效行使职权，那么只是建立起来又有什么用呢？但另一方面我始终相信一点，无论有多么困难，只要有一批有追求的人来从事这项事业，这个机构就会完全不同。所以我或许不介意进程慢一些，因为我们还缺乏更多这样的人。」
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张伟提到了人权教育。

「我们需要踏实把人权教育做好，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人权，大家才能够理解这个机构是有作用的，才会有人为建立以及运行这个机构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人权，整个社会的氛围都会不同。」

2011年12月15日，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正式成立。作为常务副院长的张伟负责日常事务。他把北欧留学时感触最深的理念移植到了学院工作中，例如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查到学院的开支情况。「别小看这项工作，『阳光社会』与『阳光政府』这可是北欧国家人权理念中很重要的一点。」

此外，张伟还坚持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需要接受人权方面的认知教育，反对人权教育中的「精英主义」。

「你看北欧的孩子，他们不学政治，但是很小就要学人权，小学生的读本中就会有很多人权方面的引导。这影响到他们今后如何看待政府以及如何看待其他公民，可以说，他们对人权的理解是深入骨髓的。」

目前，主要负责人权法学硕士及博士教育的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每年暑期均开设面向本科生的人权暑期班，免费向40多所高校师生开放，其中包括港澳地区大学的师生。除此之外，学院还组织专家学者在内地高校举办巡回系列讲座。至今已有上千人接受上述培训。

而从2011年始，人权培训引进到了山东、河南两省法院培训课堂，让更多法官理解人权的含义和意义。

「我感觉人权专业毕业的学生，在面对工作的时候会有一种很不同的心态。」一个到法院工作的人权专业学生曾跟张伟讲过这样一种感受。
「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原因在於他们在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更多从保护自由的角度出发，更多考虑如何尊重他人的权利。这就是人权教育的成果。」

中国能为世界做什么？

今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写入「改革纲领」之中，引发外界对中国人权制度的关注。

张伟认为，三中全会之所以提到人权制度保障，是因为社会已经形成共识，原有制度已经给人们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而现在则是到了重新审视如何把人从制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了。

「比如对个人财产的保护，选择性惩罚的现象仍然很多，不少有钱人都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是否能有制度化的保障，一些人最终选择了移民。可见，当制度已经形成了一层压力，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是会失去活力的。」

张伟同时认为，当今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世界瞩目的新阶段，中国的人权状况越发得到了世界的关注，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以中国作为发展范本。中国若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人权不仅要成为内政的落脚点，也应成为外交的基石。

张伟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一套中国的价值体系，能够让世界普遍接受的人权理念就可以成为其中的基石。

「我在国外开会、讲课的时候发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反思美国的战争政策，相反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中国文化中温和、爱好和平的一面更令他们信服。而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正是联合国与人权有关的公约中特别强调的一点。」

张伟说，从他接触到的外国学者来看，中国在朝鲜、叙利亚等问题上坚持的和平姿态正在越发得到世界的肯定。

「和平是人权理念中国与国关系最基本的体现。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人权的意义也正在於平和地解决矛盾与冲突。无论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