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穷人抗议 富人逃避

对香港加剧的贫富悬殊之不满令香港的学生和穷人上街抗议要求政治独立。但这一抗议威胁到香港富人的利益，而他们对中共的影响力越来越感到恐惧。因此，在香港街头示威势头不减之际，某些富人躲入其深宅，另些人保持沉默，还有一些人要求终止抗议。

A growing discontent over the widening wealth gap has fueled the protest in Hong Kong, as students and the poor tenaciously demand political independence. But the protest has threatened the financial wellbeing of the wealthy, who are increasingly wary of Beijing’s growing clout. As a result, while the protestors continue their rally on the street, some Hong Kong tycoons remain in silence and retreat behind their gated estates, whereas others demand to end the protest.

一个月前发生的这两件事之间的差别几乎不可能再大了：就在香港最富有的大亨们身穿讲究的西服，聚集在北京的一个豪华大厅里，接受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时，几千名穿戴邋遢的大学生和高中生走上香港街头，罢课抗议中国对这里的选举权施加的限制。

学生抗议引发了示威动荡以及对市中心街道的占领，给北京当局带来了自从香港主权于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的最大挑战。

不过富豪们几乎一直没有发声。

随着有关香港政治未来的斗争的展开，这些按理对北京最有影响力、而且有最大经济风险的男男女女，对局面一直保持着刻意的沉默。一方面担心惹怒中国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可以毁掉或损害他们的实业，一方面担心冒犯香港市民，市民中有许多人已对他们不满，他们只能退缩到自己轿车的褐色车窗后，或躲在自己山坡上庄园的精心制作的大门内。

房地产和港口业务巨头、亚洲首富李嘉诚曾在上周短暂打破了这种沉默，他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虽然他理解香港学生的“激情追求”，但他们应该回家。

“恳请集会人士不要让今天的激情变成明天的遗憾，”他说。“恳切呼吁大家马上回到家人身边。”

私下里，这些富豪对街头抗议活动表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愿意接受让公众更广泛地参与选举的目标，而不是中央政府提出的更受限制的方案。许多人不信任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认为他有独裁倾向，还有点经济民粹主义，可能会有朝一日靠增加向他们纳税来支付更多的社会开销。

不过，在公开场合沉默是北京目前对商业精英的所有要求。

习近平在九月份与他们见面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告诉这些不耐烦的工商界人士，要把对梁振英政府的分歧放在一边，要共同支持港府对北京已经预见到的民主抗议活动的处理，四名参加了习近平会见的香港官员说。

叶刘淑仪说，这个要求让他们变得沉默，她是梁振英行政会议的成员，也是来自亲北京的新人民党的立法会议员。她说，“不管他们会怎么想，没有人公开发表过批评意见。”

结果是，学生和工商精英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虽然抗议者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性的，既放开行政长官的选举程序，但是，支撑运动的是经济不满情绪的潮流。许多抗议者抱怨房价太高，高薪职位难找，社会缺乏流动性。

“现在的房价太高了，”28岁的大学毕业生温森·谭(Winson Tam，音译)说，他现在从事帮人理财的个体经营，每天晚上都加入到抗议者行列之中。他说，“我仍和父母住在一起，拥有自己的家是一个太遥远的梦想。”

不管抗议活动的结局如何，这种问题不大可能会很快消失。应届大学毕业生在这里的起薪一般不超过每月1.2万元港币(相当于9500元人民币)，而在香港，一个不到20平米的单间公寓的售价可达200万元港币。更令北京担心的是，内地存在同样的问题，内地的房价也高不可攀，而大学毕业生人数是2000年的五倍。

经济问题也是政府拒绝示威者开放选举程序要求的因素之一。

梁振英在周一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不能搞完全开放的选举，原因之一是那会导致“数字游戏”，会迫使政府把“政治和政策”向穷人倾斜。香港目前的行政长官由一个1200人的当地委员会挑选，然后由北京任命，这个委员会中的许多人很富有。

梁振英的话是在一个中国学者之后说的。这位学者是中央政府的香港问题顾问，他曾在八月份表示，为了保护当地资本家的利益，香港的民主必须受到限制。在中国外交部在这里安排的一次讲话中，他讲了那些令人难忘、而且当时颇为令人吃惊的话，他说普选会伤害工商界，因为“普选将让商界的蛋糕被别人分享。”

北京与工商界精英的默契与示威者的要求不太吻合。周三下午，有近百人在梁振英官邸的大门外抗议，指责他勾结富豪制定对抗穷人的政策。

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示威者想取得任何进展的话，他们需要至少有一些精英站在他们一边。

香港最近的一次大规模亲民主街头抗议活动是在2003年，当时的政府试图通过严格的内部安全法规。尽管有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要求支持立法，但富豪们没有让其通过，至少部分地因为一些人担心，持续的抗议活动可能会给市中心的建筑物造成财产损失。

但与2003年不同的是，工商精英们今年没有给政府施加压力，让其与示威者达成某种妥协，据一名深入参与香港政府决策的人说。

这位人士说，因为店主和其他租户仍在支付租金，所以地产富豪们毫不在意，而金融家们一直不愿让抗议活动引起太多的注意，因为他们担心商业信心受损。这位人士由于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坚持不具名。

只剩下零售行业领导人和其他商业经营者发点牢骚了。

包括李嘉诚在内的许多富豪都拒绝接受采访，或没有回复有关抗议或香港政治的采访请求。

的确，公开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可能会妨碍业务。

两周前，俊和发展集团董事会副主席彭一邦(Derrick Pang)取消了公司赞助香港大学的两个奖学金项目。他在周三接受电话采访时解释说，“我不能支持继续让学生违反法律的机构。”

自从取消了奖学金项目后，彭一邦说，他在互联网站上遭到严厉批评，还有“六、七家”新闻机构开始调查俊和是否从政府拿了合同，或与梁振英有秘密关系。

工商界“没人愿意站出来说话”，他抱怨说，并补充道，“我不反对民主，我只是反对抗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