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报：央企降薪破局 两大改革并进

习李在收入分配改革破局的关键时刻，首役选择央企高管减薪，打到了既得利益者的要害，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而作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破题之作，央企高管大幅降薪一旦成为现实，收入分配改革的整体难度和阻力必将随之降低。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十月将启幕，中共高层剑指国企利益集团再响重锤，大削央企「掌门人」薪酬，72家企业进入首批改革名单。降薪之举震撼国企利益堡垒，不仅是与国企既得利益者直接对峙，更是争民心、息民怨，并为中国经济健康成长坚定「护法」之举。

在现时中国央企的迅速膨胀几成「一花盛开百花杀」的垄断局面，其在经济和政治地盘的攻城掠地，已衍生为强大利益集团，挤占民企生存空间，损害经济增长前景，危及中国经济未来，引起中南海高度警惕。

高管高薪酬仅是内地民众不满国企的冰山一角，若要真正纠偏国企积弊，降薪是表，推动国企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才是内里。北京政情人士指，开刀高薪央企高管，虽可为国企改革清障，替收入分配改革开路，但啃下此两块「硬骨头」绝非易事，横亘两大改革前面的阻力势不会小，改革仍须有后招祭出。

降薪之举震撼央企利益堡垒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民众瞩望多年，中南海终於刮起降薪风暴，直指央企掌门人天价年薪。

统计资料表明，2012年208家上市国企发布的年报披露了192家国企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薪，年薪超过200万元的有10多位，其中，中集集团总裁以998万元的薪酬位列榜首。2013年中国沪深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年平均薪酬水平为76.3万元，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是同期沪深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的2-3倍。与此同时，中国城镇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仅为51474元。两相对比，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是前者的30-44倍之多。

国企本为「共和国长子」，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但近年来，这个本应成为家庭「顶梁柱」的「长子」却摇身变为对上克扣父母，对下盘剥弟妹，对民众吝啬、对己慷慨、常常一掷千金的「阔少」，央企高管所享受的高收入、高福利一经媒体披露，往往让公众咋舌。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薪酬，「职务消费」等隐性收入在央企高管的收入中占比巨大，数十万亿国有资产已蜕变成一块巨大的利益蛋糕。对官员而言，国企是合法套现权力的主要管道，也是权力寻租的隐蔽媒介。由於大量资源集中於国企，而权力又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国企沦为权贵提款机。

有评论称「薪酬收入只是央企高管的零花钱」，而这部分收入事实上很难得到有效监管。由於国企分红几乎不上缴财政，导致国企利润成为内部人的「唐僧肉」，提高管理层薪酬、增加职务消费、滥发奖金、超标准福利，国企员工享有高额工资、奖金和福利，不断加剧收入分配差距。

此次中南海刮起的限薪风暴被外界寄予厚望，「与现行政策相比，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近日对改革方案进行解读时作出表态，据称，金融央企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人民币。

央企高薪「七宗罪」

长期以来，由於缺乏有效制度监管约束，「央企高薪酬」、「天价招待费」以及频发的国企腐败问题乱象横生。2014年开局以来，国企落马老总前「腐」后继，国企特别是央企已成为「反腐主战场」，弊端重重的高管薪酬制度饱受诟病。

其一、垄断谋利  众所周知，中国一些垄断性行业，央企利润主要来自於垄断地位和政策变化，其竞争力来源於制度性垄断，与企业高管本身的经营水平并无太多关联。

有官方调查曾指，单是7个垄断性行业，其职工人数占全国不足8%，却坐享全国工资总额55%，国企平均薪酬水平达市场5至10倍，民众对此不公现象已极其不满。长此以往，央企势必会沦为内部人硕鼠的「豪门盛宴」，成为权力套现和腐败寻租的温床。

许多国有企业不仅享有国家资源的垄断，还有政府政策（如银行贷款等）的倾斜。一些经济学者认为，正是这样的架构，才使国企不仅效率低下，还有大量利益寻租腐败空间。

其二、旱涝保收  不少央企存在「穷庙富方丈」现象：企业亏损，但高管高薪照拿。由中国媒体联合调查机构公布的《2013年央企上市企业董事长薪酬排行》榜单上，酒鬼酒、瑞泰科技等多家企业出现亏损，其董事长年薪却依然超过70万元。翻阅一些央企上市公司过去两年的年报也可以发现，企业亏损或盈利下降，高管工资居高不下的情况不在少数。

北京政情人士指，很多上市公司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高管基本薪酬与业绩无关，因此存在高管人员获得高额个人收益，而企业却一直经营亏损的现象。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失效。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相脱离，就等于把高管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与投资者隔离开来，对广大投资者而言，这是一种极大的不公。

其三、「体内」循环  近年来公布的《中央决算报告》资料显示：2010年国企利润2万亿，上缴红利仅5%；2011年，央企实现营业收入202409.3亿元，实现净利润9173.3亿元，上缴中央的红利只有800.6亿元，其中用於社会保障等支出的仅有40亿元。2012年国企利润2.1万亿，上缴利润仅970.68亿元，仅4.6%，2013年央企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用於民生支出的65亿元仅占央企利润总额0.5%。即便当前央企红利上缴额度如此之小，但仍存在以财政补贴形式回流，从而让上缴的红利变成「自利」，从而实现「体内」循环的现象。

央企本为国有，凭借行政权力所赋予的资源及政策倾斜以获取利润，制定分红计划全民共享，承担社会责任理所当然。一般而言，央企税后可以分配利润在30%-40%之间，而目前中国央企的国有股东收到的红利平均比例却连该数字的一半都达不到。

其四、官商通吃  在中国，央企高管多是拥有行政级别的官员，这部分央企负责人既戴「红顶子」，又戴「金帽子」，一边拿着以市场为名的百万年薪，一边享受着行政体制内的高级待遇，可谓既「富」且「贵」。分析人士称，民众不满意的主要是国企高管既有官员身份，又要求像外资企业那样拿天价薪酬。换言之，百姓并非仇富，而是「仇不公」。

这种「官商通吃」现象，既暴露了长期以来央企高管身份定位不清、个人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脱钩等诸多弊病，又为寻租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其五、自我分肥  2005年前后，中国国企尤其是央企和省级国企较普遍的「集中上市潮」，令国企高管在薪酬待遇上的「自我分肥」近乎彻底失控。时至今日，缺乏有效监督，不公开不透明为国企大肆「自我分肥」提供沃土。业内人士称，目前中国金融行业高管人员薪酬信息基本上是保密的，上市公司也只是根据证监会的要求在年报里披露高管的薪酬总额和区间。

「自肥」严重损害了国企和执政者的形象，威胁着执政者的执政基础，降低了人民对于执政者的政治信任。可以说，中央清理高管年薪的决策已远超其所具备的经济意义，政策自身所带来的政治意义不可小觑。

其六、阻碍改革  经济学者易宪容表示，中国当前个人财富的持有与分配不公及差距的巨大，并非来自个人知识、技术、智慧、能力、劳动贡献等方面的禀赋，而是来自於个人与政治权力远近、来自与社会基本价值相悖的程度，并由此形成一个个的既得利益集团。而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左手权力、右手富贵」的内地国企高管已盘根错节生成为强大利益集团，成为习李推动改革大棋局的重大阻力，凭借垄断地位吸金的国企也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累积如潮民怨的众矢之的。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负责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工作，历时8年之久才终於破冰，出台之后落实也极为缓慢。发改委官员透露，盖因碰到了「硬骨头」，触及到了利益集团博弈的焦点。

其七、分配不公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本世纪初，中央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指导原则。然而，时至今日，收入差距扩大仍在刺痛公众的敏感神经。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所做的调研报告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北京大学曾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高达0.73。2012年美国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受访者把贫富不均列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首要挑战，其排名甚至在贪腐和失业之上。

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的一大要因显然是分配不公：央企掌门人动辄数百万年薪的「乳酪」难以撼动，国企过度垄断了财富再分配，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恶化，从而使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难向普罗民众渗透。一个极为夸张的事实是，2010年，中国移动和中石油两家央企的利润，就超过了同年中国最大500家私企利润的总和，垄断企业还占据了全国总工资收入的55%。

降薪风暴「一石二鸟」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启幕的大背景下，习李这场限薪风暴显示出中南海继续宣战利益集团、推进改革的决心：新一轮国企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将被提上日程。

大削高管薪酬，既是对不合理的国企收入分配秩序的规范纠偏，更可为上述两大改革鸣锣开道。分析指出，薪酬结构不合理、支出不规范不仅是国企积弊的重要体现，更可能在利益导向下，转化为制约习李改革的某种阻力。因此，将央企高管的高福利问题拿到由习近平统领的中央深化改革小组来讨论，说明此项改革已不是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而是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来推进。而且，中共最高层开始触动高管「乳酪」，预示着两大改革进入到触及利益的实质阶段，不再是以往「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简言之，动薪酬乳酪，破制度僵局，习李可以「一石二鸟」。

第一、收入分配改革  近年来，分配不公平导致中国社会问题频发，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果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将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产生恶劣影响。可以说，分配不公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核心问题之一，也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

习李在收入分配改革破局的关键时刻，首役选择央企高管减薪，打到了既得利益者的要害，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必将撼动固有的利益格局，为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坚实基础。而作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破题之作，央企高管大幅降薪一旦成为现实，收入分配改革的整体难度和阻力必将随之降低。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  习近平率先拿央企掌门人开刀，显然是要借此促社会公平、纾民怨。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央企高管降薪，更像是全面推进国企改革的前奏。央企高管薪酬改革已成为国资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是核心中的核心，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影响。观察家指，此次改革先把待遇基本拉平，把经济方面的矛盾基本摆平，再进行更深入的、触及行政化的改革，阻力料会大为减轻。

但央企掌门人高薪问题，还仅是民众不满国企的冰山一角，习近平若要纠正国企积弊，还需后招陆续有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打破国企行政性垄断。
只要行政垄断不除，垄断寻租就会一直存在。众所周知，垄断是腐败的温床。一旦失去垄断的屏障，市场竞争的压力会自动迫使央企减少腐败、提高效率。因此，打破国企垄断，较央企内部的体制改革更为重要。而国企改革中的打破「垄断」问题，涉及到的是「利益蛋糕」再次划分，触动的是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难度可想而知。

现时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国企作为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代表，正成为习李改革最大绊脚石。肃清国企这个经改领域的「利益堡垒」是习李任内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也是习李改革大棋局中的重要一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即，依法治国为主题，同样也会涉及依法治企。唯有制度改革破题，央企天价年薪才会成为过去时，收入分配和国企改革才会按下快进键，中国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才会全速向前。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