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体制的货币价值

 

以前，他们在创业初期，没有很多利润。那时成功人士的数量小，投资移民也少，因为带出来的美元现金流也不大，所以宏观经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流进美国的现金。

 

现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土豪们的工厂生产稳定，并且产生大量利润。成功人士的数量也有大幅增长。他们在中国拥有巨大的人民币财富。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选择了或将要选择投资移民。特别是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小留学生的数量激增，这是一些将要选择投资移民的土豪迈出的第一步。小留学生都在美国的银行开设账户。美元现金不断地汇入这些在美国的银行账户。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每一笔微小汇款（比如5万美元）在广大土豪区间的积分结果：它是一个回流美国的，数量巨大的美元现金流。

 

现在中国每人每年有5万美元的个人购汇限额。因为不能满足土豪的换汇需求，所以同时还存在各式各样的其它渠道，绕过监管，把美元现金弄到美国。

 

例如，纽约中国城有地下钱庄（香港也有地下钱庄）。他们在纽约有美元汇款业务。许多卖中国货的商贩在向中国的出口商支付货款时，都用这样的地下钱庄。实际上钱庄收到的美元后，把这些美元截留在美国，然后卖给土豪。土豪在中国境内支付地下钱庄人民币，地下钱庄再把境内收到的民币汇入出口商的国内账户。也就是说，美元没有出境美国，人民币也没出境中国。隔空完成兑换。从地下钱庄的运作，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产品已经进入美国，美元却没有进入中国。太奇怪了吧？就像变戏法：实现所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

 

现在已经不能再忽略土豪带到美国的现金流了。在宏观经济中，它大到足以影响美中贸易平衡。

关于美中贸易，兩国海关统计数据是：每年巨大的美国贸易逆差。但是，如果计算这笔土豪们每年带入美国的现金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有大幅减少。

 

以前，所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是依靠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实现。现在外汇储备已经很高了，同时土豪也财力雄厚了。维持这个“中国生产，美国消费” 模式，正在逐渐变成要部分依靠土豪的美元贡献。既中国的出口商把中国生产的产品运到美国，获得美元；再把这些美元交给央行，兑换人民币，并将这些人民币用于支付工人工资，购买原料和上缴税费。这些人民币就此进入中国市场流通。中国的进口商和土豪从中国市场获得人民币后，到央行兑换美元，或其他办法兑换美元。然后，进口商通过购买美国产品，一部分美元流回美国；土豪们通过各式渠道，直接把另一部分美元现金弄到美国。土豪们的这部份美元现金，不用商品交换，直接流回美国。对美国来说，这是多么划算啊。

 

这些投资移民（也包括俄罗斯人，印度人…）在美国消费他们在母国挣到的钱，带来了美国的经济增长，钱花在哪个行业，就为哪个行业带来就业。几年下来，那些曾经失业的美国制造业工人在美国国内的其他行业找到新工作。既美国已经度过了前几年，因为制造业流出（一部分流到中国）而造成的失业危机，完成了产业转型。

 

在这个“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贸易模式中，显而易见：

 

- 美国人获得中国生产的物美价廉的产品，美国出口商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土豪们带来的就业机会；

- 土豪们在美国获得了：良好的育儿环境，良好的自然环境，还消除了心中对“书记们”的恐惧，（在国内之所以阿谀奉承，就是因为惧怕“书记们”。谁愿意生活在恐惧之中呢？）；

- 中国获得美国农产品，高科技产品，外汇储备和大量出口企业的就业机会，成长为世界工厂，进入小康。

 

今天这个“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贸易模式，并非某些人的计划和操控所能做到。它是人性使然，是逐渐地自然形成。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为参与贸易的各方都能从中获益。

 

虽然已经在美国安家，土豪们仍然会很用心地发展他们在中国的企业。它的宏观效果是：既可以为他们自己提供在美国投资和消费所需的美元现金流，也可以保持在中国的工业企业稳定发展。所以这种模式具有可持续性。

 

今天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贸易模式大大超出了美国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测。谁也没想到有这么划算的事。对美国如此划算的事竟然来自于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它就是：自由市场经济与一党政治的结合体。因为，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既没见过这种结合体，也没有对其中土豪的数量和移民愿望的讨论。而现在，中国富人的数量激增，他们要追求在中国求而不得的生存环境。

 

对中美经贸模式的观察和思考，让我们得到一个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观点：

 

土豪花重金移民美国，它显示出：美国民主政治体制的货币价值。

 

土豪的母语是中文，为什么要来到讲英语的美国呢？他们是“坏人”吗？总体而言，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是商界精英。他们移民美国是人性使然。只是因为他们有经济实力，是一群能“用脚投票”的人。还有一群智力超群的学子，也能“用脚投票”。其它许多中国人也想移民美国，只是没办法做到而已。

 

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美国民主政治体制具有对中国人的吸引力。

 

在美国：

“百姓怕警察，警察怕市长，市长怕百姓。” 在这种闭合制约的环境中，所有人的行为都受到约束，因此迫使大家都变成好人。特别是，政府机构的规模受到百姓手中权力的严格限制，从而减轻百姓自己的纳税负担。并且在政府支出中，百姓的福利支出占大头，行政支出占小头。

 

在中国：

“百姓怕警察，警察怕书记，书记谁也不怕。”（官官相护）不受约束的书记们很容易变成坏人。特别是，因为百姓没有能力限制政府机构的增长，所以它就越来越庞大。巨大的政府机构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纳税负担。并且在政府支出中，百姓的福利支出占小头，行政支出占大头。

 

如果中国停留在当前这种结合体，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养“奶牛”（工厂），但是部分“牛奶”（利润）却白白外流”。怎样才能结束“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呢？我们提出民主政治体制的货币价值，就是要再次彰显：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中国也明显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又增加一个政改理由）。改革就是要使得大小官员都受到百姓的制约，迫使他们变成好人。百姓可以要求减小政府机构，可以要求为自己降低税赋。政改成功后，白给土豪移民机会，他们都会不愿意离开祖国。

 

作者注：虽然我不知道在战术层面上怎样操作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泱泱大国一定有一批仁人志士知道。只要不发生暴力革命，给他们时间，一步一步推进，政改定会成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

 

作者简介：曹方，1966年时为小学二年级学生，1976年高中毕业，见证10年文革。77级大学生，理工科。1989年来到美国，做过项目经理和工厂工程师。2010年到2012年期间，被美国公司派遣到中国湖北建厂，任项目经理。在湖北工作期间，有机会与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交流。现已回到美国工作。常与小留学生家长和企业家投资移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