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报：改革是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莫利亚：中国经济在2015年增长了6.9%，低于当局原定7%的目标，是过去25年来最低的速度。有些国际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下行，则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您如何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洪平凡：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五年的确呈下降趋势，但未必是坏事。我们要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摆在历史和国际两大座标下来分析。

全球各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三大区间：7%以上为高速增长，3%至7%之间为中速，3%以下为低速。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曾经历的高速增长，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生的，是特例，不是普遍现象。

在「二战」之后的70年里，全球近200个经济体只有12个曾经能够保持其经济平均增长在7%以上超过20年，包括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从1980年代到2010年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平均增长10%。这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个奇着。

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着加结果：前者取决于人口结构；而后者取决於科技进步。一、对发达国家而言，由於他们处于世界科技前沿，继续推进科技进步的步伐不可能很快。同时，这些国家劳动力增长缓慢，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劳动力甚至在不断下降。因此，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长期增长都在低速区，如果能够维持在2-3%已经非常不易。二，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与世界前沿有差距，这些国家的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科技。因此，他们的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一些。当然，发展中国家如何制定合理政策和机制，来引进科技和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本身也并非易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实现中速增长；不少发展中国家还会因为其它一些不利因素，如：局部战争、社会动乱、或经济危机，而长期陷入衰退。

改革仍是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

莫：促进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特定历史因素有哪些？

洪：首先，中国在70年代末结束了「文革」动乱，又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解放了原来被政治动乱和「计划经济」所束缚的生产力，广泛调动了人民的经济积极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过去30多年里，几亿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相对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开放政策使中国从一个基本封闭的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国经济资源，包括劳动力，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进行重新配置，提高了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也促进了引进国外科技和先进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在中国人口结构过去30多年的变化中，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人口红利」。

莫：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因为这些因素已经消失了吗？

洪：有些已经完全消失，而另一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明显递减。例如，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在2012年左右已经从原来的上升趋势逆转为下降趋势，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正面转为负面。劳动力从农村低生产率行业向城市较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还可以继续，但其规模和步伐在明显递减。过去一个农民经过短期训练成为纺织工人，其劳动生产率可以成倍上升，但从纺织工人再想成为设计师或工程师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再如，经过30多年的开放，中国已经从一个基本封闭的经济发展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原有的相对国际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外贸对其经济增长仍然重要，但不可能再像加入世贸组织前后时期那样，以超过全球贸易平均增长率3倍的速度继续增长。此外，改革仍是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一些比较容易取得的改革红利，在过去30年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改革面临更复杂、更艰巨的挑战。

同时，30多年粗放型的超高速增长也给中国带来一些副作用：经济结构失衡，环境资源成本大幅度上升，贫富差距扩大。这些副作用越来越大，反过来制约经济增长。当然，除了这些结构性和大趋势因素之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也有其它一些周期性原因。例如，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复苏滞缓，全球贸易增长普遍疲软，加大了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

中国经济政策有重大转变？

莫：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曾经采取了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刺激需求；而近来又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政策有甚么本质不同？

洪：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2009爆发之后，中国受到的冲击首先反映在出口大幅度下滑。为了应对外需下降而带来的总需求不足，中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在当时采取了类似传统凯恩斯经济理论所倡导的刺激政策，包括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贷款规模来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这些政策在当时的确刺激了增长；2009年全球陷入衰退，包括欧、美、日在内60多个国家出现负增长，而中国增长9.6%，2010年中国又连续增长10.4%。但是，随着这些刺激政策的退出，中国增长从2011年开始下滑。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刺激需求的政策产生了很多副作用。地方政府藉着刺激政策的东风，大规模举债搞投资项目，国有企业和一些私营企业也跟进。其结果是原本产能已经过剩的行业，如钢铁、煤炭、玻璃、水泥等，其产能进一步过剩，债务占GDP比重大幅度上升，企业利润率不断下降。

莫：这是否意味传统凯恩斯经济理论是错误的？

洪：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否定凯恩斯经济理论。篇幅有限，无法展开讨论经济理论问题。我个人认为，其中有政策操作失误和世界经济大环境的问题。

凯恩斯在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创立的经济理论，主要是针对当时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建议加大政府作用：但他绝对不可能考虑到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很大，再增加政府刺激很容易过度。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仅靠一个国家采取刺激政策，而其他国家采取紧缩政策，不起作用。中国许多行业的产能不是仅为了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是为了生产出口产品满足其他国家的需求。不管如何解释，刺激需求的政策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似乎难以为继。

调整结构不可避免会有阵痛

莫：显然，这就是中国政策目前转向供给政策的原因。请问何谓供给政策？

洪：需求和供给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共同决定经济平衡和增长。是需求决定供给，还是供给决定需求，不同经济学派各执己见。「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侧重需求的政策在欧美成为主流，但到80年代初，无法应对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滞胀而失灵。列根和戴卓尔推出了供给政策：主要是通过减税和减少政府消费来降低企业成本，希望由此来刺激企业投资，从而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从目前中国推出的供给政策来看，主要是强调提高供给质量，改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生产率。具体反映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个方面。中国强调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刺激供给，包括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税费负担和资金成本，减少行政审批，改革财税和金融体制。

莫：您说，欧美在80年代实施供给政策时，曾经造成失业、工人福利下降，引发了社会不满。那么，中国推出供给政策，是否同样会带来社会阵痛？去产能是否意味着企业破产，工人失业？

洪：阵痛是不可避免的。有人将刺激需求的政策比喻成吗啡或激素，短期可以缓解痛苦，但长期会使经济结构问题积累得越来越严重；而将供给政策比喻为外科手术，短期阵痛，但如果成功，能带来长期的效率和稳定。这种比喻过于机械，但有一定道理。

去产能，肯定意味着有些企业要关闭、兼并，有些工人要失业。一些所谓「僵尸」企业，产能过剩且技术落后，长期亏损。如果让它们继续生存下去，虽然表面上好像维持了就业，但从长期来讲不仅维持不了就业，而且浪费劳动力资源，影响整个宏观经济效率，拖累经济增长。同时，因为产能过剩，企业亏损，会引发债务危机。

政府的确是要保护工人利益，但并非要保护具体工作岗位。如果一个企业产能过剩、技术过时，应该允许破产。在这两大政策支持下，帮助工人寻找新的出路，同时采取政策刺激形成新产业。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制定如何为失业工人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培训。只有这种动态的政策，才能保护工人的长期利益。而短期、静态的、只保护工作岗位的政策是错误的。

其他国家都有类似的经验和教训。比较美国和欧洲：欧洲有些国家采取的是保护岗位的政策；而美国采取的是保护工人的政策。美国遇到金融危机之后，失业率大幅上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现在失业率已经恢复了。欧洲有很多政策是保护具体工作岗位，不允许企业裁员，所以企业雇用新雇员的积极性就不高，有后顾之忧。到现在为止，欧洲一些国家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人民币纳入SDR重大意义

莫：2015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储备货币篮子。此举被称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但人民币近来却明显贬值。您如何看这两件事？

洪：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储备货币篮子，对国际金融体制和人民币本身都有重大意义。

「二战」之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一直以美元为主，以欧洲和日本货币为辅，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例如，以维护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为己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以来其基金份额和决策权，一直由发达国家占绝对主导地位。其中，美国持有16%以上的权重，对重大决策具有实质性的一票否决权，因为重大决策需要85%通过。而且有象征性「世界货币」的特别提款权，也一直由主要发达国家货币作为其储备货币。

随着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比重不断提高，他们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中的代表性和决策权亟待相应提高。这次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储备货币篮子，成为五大货币之一，其权重排在美元和欧元之后，英镑和日圆之前，是国际金融体制顺应历史趋势改革的反映。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需要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来改进其代表性和合法性。

对中国而言，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是对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成果的肯定；是对中国近几年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未来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包括汇率改革的期待。然而，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已经成为与美元并肩的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全球约11万亿美元的国际储备中只占3%左右，只用於国家之间官方债务往来。绝大部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还是以美元为主。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有待於中国自身金融市场的发展。此外，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则反过来要求中国进一步改革金融体制。因此，可能会增加人民币的波动幅度。从特别提款权中其它4种货币的汇率来看，它们的波动远远高于人民币。

关于过去几个月人民币对美元贬值5%左右，汇率波动有所加大，这与加入特别提款权没有直接关系。人民币在过去10年对美元升值了40%。在中国经济增长和出口减缓，美联储开始加息，和其它货币大幅度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5-10%左右的贬值，应该属於正常范围。

「十三五」将为2030议程作贡献

莫：2016年是中国第13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同时也是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元年。两者有何关系？

洪：两者有很大关系。由世界各国领导人於2015年在联合国推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了今后15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的17项大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涵盖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领域。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主动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十三五」规划确立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与2030议程可持续发展理念有许多共同之处。「十三五」规划中不少目标与2030议程的目标，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例如，2030议程的首要目标是在15年内消除全球贫困；而「十三五」规划中确定在5年内消除中国的贫困。

中国在过去十五年为全球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全球贫困人口减半」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相信中国也能够通过「十三五」规划以及其它规划，为实现2030议程作出贡献。

莫：对您的专访，令我获益匪浅。谢谢！

2016年2月12日於纽约春晖室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