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周年：中国文革和纳粹大屠杀

家里三个孩子夜间保暖用的一件皮袄被夺走了，至今仍在曾折磨他们的那些人家中。看到有人惨遭毒打，一个五岁的孩子被吓坏了，在逃离现场的过程中手指骨折。一个村子的石质纪念物，表彰的是基本被铲除殆尽的某个“良善”家族。

当被问及为期10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家庭有何影响时， 我们的读者回忆起了上述往事。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发起的那场政治运动，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失去了生命，并让更多人遭受了精神上的创伤。数十则回复清楚地表 明：历史并未被遗忘。家里人会讨论往事。旧有的恐惧印记依然存在。遭受过折磨的人们告诉自己的孙辈，要少说话多做事。“文革已去，”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读者 黄欣（音）写道，“文革也从未远离。”

以下是从读者的回应中挑出的几则。我们对原文进行了编辑和精简。

陈轩卓，天津
姥爷在文革开始时正在拉萨援藏，因政府瘫痪了，文革后才调回来，十几年间都见不到自己的家人；我姥姥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实在撑不下去，不得以把一个女儿寄养到别人家，由此产生母女心结到她去世也没有解开。

 

我的一个叔叔辈在红卫兵来抄家时正感冒，连病带吓，感冒转肺炎，不幸病故，我奶奶从那以后性情大变。

我父母两边都是干部家庭，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跟着党进城，算得上是根正苗红，还是受到这样波及。然后我父母还说我家在文革时受到的冲击算小的，他们知道的有被打成黑五类自杀的，有知青上山下乡没回城，从此和家人两地分离的。

万先生，47岁，南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但文革却没有结束。小叔也 在这个10月的21号，因一句话（关于毛和木工的政治双关语）进入监狱。他当时20多岁，是个木匠。一次在一村遇见原来很谈得来的青年朋友，便在一起东拉 西扯，期间他用双关讲了笑话，在场的同学后来与很多人说起此话。后来有某“长了心”的年轻人听了此话，就向上报告。县三查（或清查）办公室追查来源，抓到 前一个就放后一个，顺藤摸瓜就找到了小叔。小叔知道问题严重，但不能说是从大叔那里听来的。很快小叔被判现行反革命罪，刑期七年。后来据大叔说这句话是一 个和尚那里听到的，但小叔肯定不知道，以为大叔是原创。

1978-79年，邓小平平反冤案，父亲去县里办理平反的办公室，看见桌上平反申诉申请一大叠，找到关系，给县里负责平反的主任送了两只鸡。小叔就在第一批落实了平反。小叔在西河砖瓦厂服刑，强制劳动三年多一月。

姬景月，南宁

我和我家人也时常谈到文革的话题。我的大姨就是红卫兵，至今她不觉得文革有错。我妈那时候还小，不够年龄当红卫兵。我妈说，我还有两个亲戚被斗了，至今不知下落。

我讲一个，一个亲戚，是在厕所里大解。那时候厕所里不是有很多那种纸做的革命标语贴在墙上吗？我那亲戚忘记带了厕纸，就把墙上的标语撕了下来擦屁股，正好把标语上“毛主席”的“毛”字的一角给撕掉了。结果不知道被谁举报，后来被抓去批斗，后来就没回来了。

至于对文革的认识，我们的高中历史课本不是对文革早有历史 定位了吗——由于毛泽东个人晚年误判形势做的错误决策，然后被反革命集团“四人帮”利用导致的十年全国内乱。十年文革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的精神，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曲解和教条化，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避免这类错误的发生！这就是 我们的高中历史课本对文革的评价和历史定位。对于毛的定位，我们的历史课本则评价是七分功，三分过。

吴安娜，55岁，广州

文革开始时，我5岁。文革中，虽然父母被关押批斗，父亲还多次被拉出去陪枪毙、假枪毙，但他们都幸运活了下来，我们姐妹俩也没有病死或是失散。比起身边的亲属和千千万万个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的家庭来说，我们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要说的太多，但我还是选择写写我的小手指。

由于祖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母亲一家世代都生活在国外，在文革时，我们这样的家庭理所当然是“被革命的对象”。一开始，家就被抄了。父母被关压起来，保姆则要被赶回老家，因为家里有佣人是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保 姆临走时担心才2岁的妹妹太小，离开大人没法生存的，就把妹妹抱走了。

剩下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我，想尽了办法寻找父母。其实每天都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批斗会，看能否见到他们。由于人太小，我总是带着一张小方凳，站在上面，在人群中才能看到舞台上的人。

有次听说父亲学校开批斗会，带着小方凳就跑去了。刚站到凳 子上，还没看清舞台上都有谁，只见一个父亲的同事，被反绑了双臂跪在地上，一个学生上去批斗他，对着他的腹部狠狠地踢了一脚，只听一声惨叫，他整个人瘫倒 在地上，样子极其痛苦。我吓坏了，带着小板凳撒腿就跑，离开批斗会现场。慌乱中摔倒在水沟里，板凳把右手尾指尖的骨头砸碎了。那时医院是不会收治我这样的 人，自己找了一点布条，草草包扎了。等再见到父母时，压扁了的骨头已经无法复位了。

90年代，文革已经结束20多年，我又再见到那位叔叔时。跟他说起了当年那一幕，他很惊奇，说“那时你才5岁啊，怎么记得那么清楚的？”我说，”记得的，刻骨铭心了，抹不去，忘不了的。”他告诉我当时他的肝脏被打破裂了，差点死去，靠好心的草药医生医治，才活了下来。

他还说了一件事，就是文革结束后，那个踢打他的学生要被提拔当领导干部，组织部门的人还专程来找他调查那人文革中的表现，要是属于“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就不能启用。

我非常激动地大声说，“他当然是‘三种人’，我都可以作证！”但叔叔说，“我没对来调查的人说他那时的所作所为，相反，说了不少好话，之后他就被提拔了。”

我听了很生气，说“怎么可以的，您忘了自己差点没命，还有我那可怜的小手指呢？”叔叔说他不可以毁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他还对我说，孩子啊，我一直努力学会放下、学会宽恕，你也要啊。

我不知再对他说什么好。是的，人是要学会放下苦难的记忆，学会宽恕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但要是如此，那些在文革中施害的人，就不该得到应有的惩罚吗？如果没有惩罚，那些曾经作恶施暴的人会自愿自觉地洗心革面，从此做一个好人吗？

但是后来我知道，很多经历了文革的人，尤其是那些被伤害的人都选择宽恕、沉默和忘却。因为他们心里都有深深的伤痕，重提文革，首先就是要撕开那些已经结了痂的伤口。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被施害的家庭和个人，都在暗暗地庆幸自己熬过浩劫、活了下来。

时不时地，看看自己变了形的小手指，不知能做点什么。有时又想，它太微不足道了。但人非草木，我的手指不是钢铁做的，它有血有肉有感觉，而且十指连心。50年前它会疼，现在还会，经常隐隐作痛。

杭殷（音），北京

我爷爷奶奶辈是当年地方有名的乡绅家族，好善乐施，在地方享有很高声誉，人称“王大善人”家族。不过后来中共来了之后，他们成为了所谓的“地主”。家产被没收，日夜批斗不断，家里有人不堪受辱直接跳江自尽。

爷爷奶奶从不愿跟我提起这段经历的细节。奶奶去年刚去世，所以也许是永远的迷了。不过在家乡的一个公园里有一块龙纹石碑，奶奶曾经对我说这是当年某个皇帝赐给我们家族的，文革时期因为太大太重，红卫兵砸不动，所以没有被“破四旧”，至今还在。

H.W. Lu

我1985年出生于江苏南通的农村。传统家庭里母亲承担更多亲子教育的责任，所以我听到的文革记忆更多来自母亲的家族，父亲的家族这一边的成分是“贫农”，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和回忆。

总体来讲，母亲是把文革当作可资对比的“苦日子”来教育我 要努力学习的。我的外婆出生于地主家庭，其父据说拥有所在乡的一半土地外加隔壁镇的部分土地，七进的大院子，从小锦衣玉食。而我外公是个农村知识分子，家 庭成分是“富农”。外婆嫁给外公的时候（50年代初），嫁妆里包含几坛子金条、几坛子银元、还有丝绸、毛皮大衣等等。外公作为知识分子和富农，是要经常挨 批斗的，但又作为农村少有的识文断字的人，写文书、记公分等工作是离不开他的，所以常常是批斗完还要帮群众写信，帮生产队记工分，即使挨批斗的时间也照算 工分。

我母亲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一家人生活也可勉强维持。但 外公长期批斗后生病卧床，家境就很艰难了。文革初期，外婆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分别埋起来了。但红卫兵上门抄家，武力恐吓之下，金银就都交出去了，只是偷偷 藏下三根金条。到了后来外公病重，外婆跟朋友划小船到南通黑市上卖了30块钱回来给外公买药。

当时我母亲年龄还小，没有太多印象。她记忆最深的是一件紫貂皮大衣，冬天可以拿来当被子盖住姐弟三个，非常保暖，后来也被抄走了，据说现在还在原来的生产队长家里，也从未去要回。

杨志毅（音），34岁，德国法兰克福

我的祖父母都出身于士绅家庭，当时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他们的五个儿子则一个接一个地辍学，要自己照顾自己。我祖父以前在市法院工作，后来自学中医，“文革”后成了一名医生。

但现在没人谈论“文革”那段艰苦岁月的细节。要说有的话，我父亲常常颇为动容地回忆起自己年少时是多么能吃苦，有着拾柴、学习木工和烹饪，并耕作田地的经历，以及跟其他接受“再教育”的年轻人一起去村民家偷狗的往事。

在我看来，上一代中国人把选择性遗忘这项技能练得炉火纯青。它或许是一种生存策略，用以保留人性中美好的部分。 

另一方面，我母亲对文革几乎无话可说。她父亲足够“明智”，在1949年之前输光了家产，所以在解放后被划为 “中农”。我母亲读完了中学，尤其擅长数学，在“文革”后成了一名数学老师。 

“文革”的唯一幸运产物就是我。如果我父亲没从城里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就不会来到我母亲生活的城市的附近，他们俩就不会相遇，而我也不会出生。

李（音），28岁，洛杉矶

我父亲的原生家庭来自农村，是“文革”的受益者，所以他们以前会语带骄傲地谈论它。我祖父甚至给他的二儿子取名为“李跃进”。 

我母亲的原生家庭则在那场动乱中受到迫害。像其他很多家庭一样，他们错误地遭到了指控和惩罚。我外祖父因此而死。

所以才会有我父母那段包办性质的婚姻。婚后我母亲终于找到了工作，因为她的档案不再和“黑五类”家庭挂钩了。那是一段可怕的婚姻，他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在美国，我们家会就“文革”的影响进行内部讨论。但当我待 在中国时,只会用它来提醒自己一定要努力工作，唯如此，当情况不对时才能有其他选择。中国的中产人士和富人会因为往事而感到惶恐。他们应该在家庭内部讨论 这个问题，为孩子的未来做好准备，并确保历史上的那场动乱不会重演。

平琪•吴(Pinkie Wu)，纽约

文革爆发时，我刚刚小学毕业。为了闹革命，中学都停课了。由于没什么可学的，我们便去做童工。”我们常常亲眼目睹成串的尸体沿着珠江顺流而下，那是“文攻武卫”[当时的一种大量使用暴力的斗争方式]的结果。

十年文革期间，90%以上的文物遭到了毁坏。如今，看着他们重建寺庙，供奉神灵，祭拜孔子，感觉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们这代人被毁掉了。我们唯有期待中国的政治局势保持稳定，期待国家强盛、天下太平。

奥黛丽•史(Audrey Shi)，21岁，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我母亲这边的亲人一直都不忌讳讨论“文革”话题。她的祖父是地主，在1951年吞鸦片自杀了，因为知道如果不这样就会被政府处死。

从我听说的情况来看，生活在1966年以后变成了人间炼狱。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朋友、师长和邻居都不跟他们说话了。她父亲在批斗会上受到公开的羞辱，戴着高帽绕着村子游行示众。

我是在美国的郊区长大成人的，儿时的我很快就意识到，抱怨这抱怨那（比如家庭作业、与朋友的争吵、对钢琴的憎恨之类）是不能被容忍的行为。我一抱怨就会招来妈妈的训斥，她告诉我，“想当初整整八年时间，我的家人连个笑模样都没有。”

再说说我父亲那边的亲人。1950年代，在毛泽东治下，我 祖父从一个乡村中学老师变成了当地位高权重的共产党干部。“文革”期间他也受到了批斗，并被关进了监狱，但在1970年代初，党为他平了反。我父亲一向乐 于回答与文革有关的问题，祖父则远远不像他那样热衷于此。每次与我祖父交谈，我都别想从他口中听到关于中国政治史的任何意见，除了“一切都好”。

李俊飞 (Sophie Li)，48岁，加利福尼亚州普莱森顿

母亲常常讲起文革期间出生的我，作为第三个出生而没有口粮 （分配任何食物）的孩子，也是家里第四个没有口粮的人口，是多么的幸运。因为我是两个哥哥后的一个女孩，村里的人争相给我妈妈送红鸡蛋作为祝贺，在他们过 去多年不给予我的两个哥哥口粮，也不给予我整天下田劳动的母亲任何口粮之后，我的如母亲所愿的性别，忽然让村里的人人性有所复苏了，竟然恢复了一家四口的 口粮供应，使全家免于饿死的命运。

村里的人不把母亲和我们当作他们一员，缠小脚的外婆告诉我，我的哥哥常被他们冷眼相待，有一天忽然兴高采烈地捧了猪草回来，说是村里人送的。外婆仔细一看，那猪草原是有毒的。

父亲有句口头禅，是：“共产党的饭是不好吃的。” 

人有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而对于我们家族，这些都失去太久太久了。

黄欣，呼和浩特

关于文革，这段历史一直是我不愿意去深刻了解，看见了也默默规避的。但其实也算是感触颇深。我爷爷，我亲爷爷，是个饱读诗书眉目如画的男子受不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在文革的尾声，也就是1976年的某一天，久病不愈，去世了。

从表面上来看，文革似乎是结束了，现在的生活一片国泰民安。然而仅仅只有国泰民安真的够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几乎每个人都背得出来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怎么觉得像个笑话一样呢。

也许是富强了，但民主自由平等在哪里？文革真的结束了？越来越觉得中国在一点点的向朝鲜的方向发展。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事情是，即使合理的利益被压榨也很少有人站出来反抗。

文革已去，文革也从未远离。

乔纳森•杨(Jonathan Yang)，32岁，纽约

作为第一代华裔美国人，我听母亲详细讲述过“出身不好” （家境富裕）的她如何挣扎求存，以及她8岁时她的家庭如何被摧毁。她是在劳改营长大成人的，在那里度过了整个青春期；尽管后来受益于尼克松的门户开放政 策，她得以幸运地申请政治避难逃离中国，但文革给她造成的创伤至今仍未愈合。

她的那些故事深深吸引了我。但它们听上去缺乏真实感，因为 上学时从未有人教导我们，中国的那段历史有多可怕。老师反复向我们灌输过与种种暴行有关的信息，比如奴隶制和纳粹大屠杀，但不知怎么回事，中国的黑暗历史 从未被纳入教材。说文革造成过伤害，这实在是轻描淡写的说法。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毛泽东的统治是多么令人发指。他造成的伤害至少是奴隶制和纳粹大屠杀 的十倍。然而没有纪念，也没有相关教育。仿佛那段历史根本没什么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