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中国外长与加国记者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

探讨实施不同政治制度国家的“人权问题”， 是一个比较抽象空泛的话题。它基本上是指某一种政治制度或某一种政权模式之下，人民所享有的人生权利和言行自由等应该是基本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 对人权问题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还受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左右和影响。而且， 所谓人权问题， 所牵涉到的范围很广，判断人权标准的定义和内涵也比较广阔。但是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实施共产主义制度国家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权问题和人权标准，才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激烈的讨论。在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垮台以前，人类所共同认知的有关人权标准的定义和结论比较明显统一。那就是， 共产国家残酷压榨人民，把人民当作推行和实施乌托邦“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运动”的奴隶。为了实施和巩固这个以人民的名义实施反人民的暴虐政制，共产主义暴君实施了人类历史上从未实施过的，最大规模的，最粗暴冷酷的，接近奴隶制度的暴政。这可以作为斯大林和毛泽东统治国家时期所发生过的，大规模压榨和控制民众的暴虐政策所导致的，千百万人民饥寒交迫和生灵涂炭的罪行作证。

 

所以， 全世界人民只要一提到“违反人权”这个名词， 就立即与共产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可是， 自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垮台，在亚洲的具有十亿人口的毛共暴政倒塌，被实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权所取代以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寿终正寝。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人权纪录， 也跟着发生了重大改变。以中国而言， 在政治上它虽然仍然是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 可是在经济上，它却是一个实施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国家，其人权纪录也因此与毛治之下的中国发生了本质上的区别。是的， 从人民所拥有的自由选举权而言，中国人仍然处于毫无民主和人权的地位。敢于直接批评和指责共党政府者， 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乃至政治迫害。可是在经济上则又当别论。原因是， 在实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30多年以后的中国， 经济蓬勃发展， 不但令以前长期面对饥寒交迫的十亿八亿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温饱改善，更有部分民众富裕起来，每年有上千万的老百姓，口袋里放着厚厚的钱包，可以随时到世界任何国家和地方旅游购物， 享受着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所从未有过的自在富裕生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所以， 当人们在评估和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时所做的定义， 也非得把这个情况包括在内不可。是的，在政治上， 中国人仍然没有决定到底要让哪一个政党执政的权利，仍然没有自由推选自己所愿意推选的政治领袖和政党人选当政的权利，当然也根本没有随意批评指责共党的自由，敢于为此者，也必然会面临包括失去行动自由在内的各种政治惩罚的可能。可是除此之外，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权利并不匮乏。拿一句共产党人在反驳国外指责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者时经常使用的一句话，那就是， “谈人权不能够离开经济上的富足和自由权利”。以此为例，则仍然称中国是一个“完全违反人权”的国家， 似乎不够全面。而且， 以人权论人权，  世界上过去没有， 现在不存在， 将来也绝对不可能的十全十美的人权状况。就以西方国家的“人权纪录”而言，也不是完美无缺或无懈可击。

 

记得在好几年前， 美国发表了一篇洋洋万言指责中国人权纪录的“白皮书”。可是接下来， 中国也出了一份同样类型的长篇大论，指责美国违反人权的报告，里面也林林总总地罗列了世界上最民主自由国家、美国的诸多违反人权和种族歧视的纪录和事实。令人感到诧异乃至泄气的是， 美国以及整个自由世界的媒体和论坛，对这种指责居然哑然无语。而且从此以后， 人们似乎再也没有读到美国官方经常发表的，指责中国违反人之类的报告和文献了。

 

是的， 吃饱穿暖并非人权的全部内容，关在猪笼牛栏里喂饱的家畜，绝对不代表它们有“畜权”，可是仍然把三十年前在毛泽东暴政治下，受折磨和饥寒交迫的中国人的人权纪录，与今天的中国相提并论，则显然有欠公正。或至少应该说， 直到目前为止，若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人权纪录虽然没有值得骄人之处，但如果站在进步的方向看，却比以前有足够和值得高兴的持续长进。是的， 除非中国实施多党执政的民主制度，其人权状况则永远会是一个不断遭人诟病的话题。可是， 如果光是以加拿大那样民主自由国家的人权标准， 来要求和衡量共产中国的人权标准， 显然是过于苛刻， 更有欠公正。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记者以被中国政府关押、窃取中国情报的加拿大特工事件为题， 向中国的人权标准发难， 实在是不敢令人恭维的技巧。因为它与“人权问题”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关的两码事，它只能够令加拿大媒体，在涉及讨论中国人权问题时自取其辱。当然， 黄毅在回答加拿大记者时的态度， 也是令人诟病的外交技术上的重大缺陷。这也是导致这次中加两国在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客观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