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艰难须破深层阻碍

 

今年刚刚过去的这个5月份不同寻常，人们注意到，与以往常规行为不尽相同，5月上旬在短短10天里，官方媒体将中共领导人在几个月前的几个重要场合的「内部讲话」全部公开发表。

正视党内「野心家、阴谋家」

在一般情况下，中央领导人这种讲话的全文多在限定一定级别的党政干部范围内作「内部传达」，除非有特殊政治考虑，这种讲话经常是在一年或数年之后才会全文公开发表。现在却一反常规地在讲话几个月后就全文公开发表，其中当然有非同一般的「政治考量」。了解内情的人士讲，这种行为可以视为中共高层走向有限「政治公开」的一种做法，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采取这种做法背后的某种「政治动机」。

政治公开在两种情况下是可选择的有利政治行为：一是预告治政方向，以「先手出牌」方式占据治政有利位置，以避开正面冲突的不利局面，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持和政治盟友；一是缓和、软化政治共同体内的权争和政见分歧--因为政治公开会对政党在封闭条件下「好勇斗狠」的政治趋向产生约束、遏制作用，使更多政治参与推动规则意识的强化和既定秩序的完善。可以说，这两种情况都是中共高层所需要的，因而选择了有限「政治公开」的做法。

例如前一种情况，在5月10日全文公开发表的中共领导人年初中纪委全会的讲话中，两次提及对「文革」造成灾难的评价，就是以这种方式向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拥文革」势力亮明态度和立场，向其提前「打招呼」，让他们不要在「5·16」（发动文革的中共中央《5·16通知》发表50周年日）这一天寻衅滋事挑动大乱子。尽管中共领导人在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并非以评价文革为主题，但迫於时局需要，这两处顺带「提及」，也足以成为将讲话全文一反常规公开予以发表的一大理由。

而后一种情况，中共领导人似乎也为其提供了一个政治「注脚」，这就是在今年初中纪委6次全会讲话（5月初全文发表）中所说的一段话：「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公开承认「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当然比掩盖、掩饰这一现象好。但这句话仍然相当吸引人们的政治「想像力」。

明年就将召开中共十九大，高层权力分配和安排势必突出，现在提出「野心家、阴谋家」的问题，决非无所针对。正视「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的问题固然不错，探索采取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党内分歧及权力分配、安排问题，在党的领导体制这个根本制度的核心部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更为紧迫和关键。

鉴于今年是文革发生50周年，按高层人士要求，人民日报在刊出《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的文章，既重申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彻底否定，表示「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又明确肯定对「借否定文革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进行的「有力回击」。这是对「红歌会」事件的一个处理和回应，在文革问题上还是要讲30多年前那个决议上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正是对文革劫难的清算和反思，而1980年代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既是这种反思的结晶，也为这种反思的不断深化和将这种反思不断成功转化为开创中国发展、进步现代化进程的实践，打开了向文明形态前行延伸的崭新道路。中国仍须改革，事实也证明，对文革的反思不可能一次完成。

「全面深化改革」须体制支撑

三年多来，高层主导「中央深改组」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已开会24次，下达改革指令很多，然而收到实效者几稀。改革的这种局面，的确出人所料，让人为此感到焦虑。改革艰难，非自近三年多来始，利益群体的分化和固化，改革共识破裂，意识形态的保守和倒退，改革设计的缺陷等等，都是造成改革艰难的一些原因。

实际上，中国改革走到「全面深化」这一步，不但需要将前半程的改革所搁置的政体改革当作一个目标来设计，更需要将这项改革当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来推进。所谓改革的「简单化」，在很大程度正是将政体改革简化、省略或者说再次搁置了。改革局面不尽如人意，大概深层原因在此。

接近高层的人士不无忧虑地指出，本届执政高层任期明年便已届一轮（5年），扭转当下改革的不利局面，对他们来说十分迫切。当前高层要将最大精力放在解决经济问题上。经济稳定下来，其它方面才不会失控。在目前情况下，高层在经济问题上如何「出招」如何动作，格外引人注意。

今年第一季度，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支持，银行放贷力度有所加大，流动性供应扩大，同时较大幅度地增加了政府投资，故而经济指标出现了一些「掉头向上」的苗头，一些人喜出望外欢呼「小阳春」到来，甚而认为经济已「触底」企稳，跨出下行困境。其实明眼人都看得清楚，这种所谓「小阳春」，不过是以往那种以货币、财政手段从需求侧进行「刺激」方式的再次运用所产生的一种短期效应而已，如若不是出于「不得已」，高层决策是不会在刚刚强调和推出「供给侧结构改革」之际又在相反方向的「需求侧」上作出上述动作的。

恰在此时，人民日报在重要位置发表「权威人士谈中国经济形势」的访谈，这位「权威人士」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的相当严峻，诸如「我们面临的固有矛盾还没根本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也有所暴露」，「经济风险发生概率增加」，「社会矛盾有所加剧」，「稳定经济的基础仍然主要依靠老办法，即投资拉动」，「很难用『开门红』、『小阳春』概念来描述当前形势」等等，并强调「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而不是周期性的情况下，『进』才是『稳』的根基」，「『进』就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这篇访谈字里行间都透着明显是针对人们对第一季度的经济指标上升回暖所产生的乐观情绪的，当然更是针对年初采取「投资拉动的老办法」这种行为的。

调控方式存分歧并不足怪

了解高层决策情况的人士作出的一种解释称，中共高层在宏观经济调控上从着力需求侧转向着力供给侧，是他们经济思维应对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下行压力的一种求变求新，非常值得肯定。然而，以供给侧（技术、资本、劳力、体制等）为重心的宏观调控是解决经济运行中长期问题、以市场和企业个体为依托的调控，这和以解决经济运行短期问题为目标、主要由政府操作财政货币手段的着力需求侧的宏观调控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政府自上世纪末，借鉴凯恩斯经济学主张依靠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快速增长获得成功后，十几年来沉湎於这种「政府主导」的动用财政、货币手段刺激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方式，如今要转向注重供求侧的宏观调控，当然需要有一个适应、学习和熟悉的过程，而且经济运行自身也有相应调整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层出现重「需求侧」与重「供求侧」的分歧差异并不足怪，两者之间在其观念、操作方式等方面有些矛盾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位接近高层的人士指出，当前经济改革领域中最值得关注问题，并非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这类调控手段及政策层面的问题，而是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等更高层面上存在的问题。例如，经济体制上存在的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程度太多太深太广，在配置资源上的作用远超市场之上，而且自身就是一个经济利益主体的问题；在这个体制问题严重存在之下，是经济结构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经济多年来愈演愈烈的投资率远远高於消费率的问题--投资率高，是政府掌握控制配置资源的权力大；消费率低，是民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实际占有的地位低，权重小。一面是产能、库存过剩难以消化转移，一面是有支付能力的的消费远远不足，这是否与投资、消费的结构失衡有关？诸如此类的结构问题还有许多。在体制、结构层面存在诸多问题而没有改革的一计一策予以克服解决的情况下，在调控政策、方式等技术性层面讲求「需求侧」、「供求侧」之类，其实或许是没有抓住扭转改变中国改革和经济局面的要害。对此，执政高层不可不予省察。

今年10月间，中共高层将召开六中全会。在此之前，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高层会举办若干次会议，现在许多省市的债务风险愈见增大、如何解决问题，可能是这些会议的一大主题。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