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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风险危及中国「金融长城」

来源: 雨涵烟
债务地雷、资产泡沫和人民币走贬,三大金融考验归根到底,均是中国经济深层问题的表现。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去杠杆、去泡沫压力是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相伴相生的难题,如果不能通过真改革、强改革来解决这些难题,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今年中国经济已进入下半场,伴随英国「脱欧」、美元走强,人民币汇率再度登上风口浪尖,汇率走贬与楼市泡沫、债务地雷汇聚成三股逆流,成为中国金融三大考验。龙头产业房地产高度泡沫化、人民币估值过高及债务负担过重,三大考验交织於一处,且每个问题都牵一发动全身,一旦处理不慎,可能触发行业内乃至系统性风险。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筑底阶段,维稳「金融长城」可谓题中之义,不容有失。而欲让「金融长城」稳如泰山,去泡沫、去杠杆显然是不容回避的关键命题。高挂「改革牌匾」,守住改革主线,摆脱房地产依赖症,推进结构性改革,让中国经济重回实体经济的坚实地基而非立於泡沫之上,是疗治中国经济的「泡沫之殇」的治本之道。

金融风险之一:债务悬崖
债务问题近年来已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国宽松货币政策之下,银行业竞相放水,但由於经济增速放缓,诸多贷款并未直接投放到实体经济领域,而是蜂拥至金融领域,并以加杠杆的方式来博取收益。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杠杆率为249%。而十年前,这个比率仅为150%,债务与GDP之比几乎翻了一倍。

中国庞大债务盘子中,企业部门负债水平飙升。安邦谘询指出,债务问题正成为引发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而企业债务是其中最大的潜在引爆点。2008年,中国的非金融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150%,如今这一数字上升到255%,三分之二的债务增长集中在企业,且以国有企业为主。中国企业部门持续攀升的杠杆水平,已成为金融风暴的巨大诱因。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减,且人口红利面临拐点,经济调结构处于关键时期,这些因素都使得债务规模的过度扩张不再具有持续性。有分析指,如果债务规模超过峰值,将导致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显现,并可能引发经济萧条,甚至产生债务危机。

穆迪报告提醒称,中国整体杠杆率上升,影子银行扩张速度快。影子银行游离於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很可能会引发诸如期限错配、流动性转换、信用转换和高杠杆等方面的系统性风险以及监管套利等问题。

中国官方亦承认,因公司债务风险,中国的不良贷款率上升,快速去杠杆会带来新的风险。中国部分地区和行业的企业间互保联保现象普遍致交叉违约,加重不良贷款比例攀升趋势。

中国债务问题成因复杂,风险交叉:国企债务问题和银行资产关联在一起,而金融体系安危与否又与财政状况密切相关,债务泡沫破裂会影响并刺破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破裂亦会反过来影响并刺破债务泡沫。因此,可谓牵一发动全身。

IMF指出,中国有大约1.3万亿美元的公司债面临变成坏账的风险,这类债务变成坏账的潜在损失,可能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7%。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不迅速实现去杠杆,中国将可能爆发一场债务危机。

权威人士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撰文亦直指高杠杆是「原罪」,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去年以来,不断增加的债务违约案例引起了投资者越来越多的担忧。关于债务的担忧已经对经济信心、资本市场和人民币稳定性造成影响。」

目前来看,中国债务市场的违约仍属於个体现象,并未形成系统性风险。观察家指,倘若违约事件继续频发,中国要防范风险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提防中国式「雷曼时刻」的到来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金融风险之二:人民币走贬
英国脱欧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正持续发酵,加之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迫近,人民币贬值压力越来越大。从今年4月中下旬6.45-6.47,到6月底6.65-6.67,两个月人民币兑美元已贬值3%。7月初,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更跌破6.68,创六年半新低。

当前中国经济尚未真正完成触底,人民币贬值的趋势料将持续。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贬值所引发的市场恐慌和资金外流,将反过来导致经济再度承压。
瑞银(UBS)预测,至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最多跌至6.8,2017年底,人民币汇率将跌至7-7.2。彭博调查策略师显示,人民币兑美元到今年年底将贬值3.3%,而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商花旗集团则预测,人民币到2017年底将贬值7%。

针对人民币汇率踏上「走贬通道」,有分析认为,一是由于人民币过去二十余年的持续高估,已进入必不可少的回调区间;二是由於当前中国国内经济的过剩产能、政府和企业债务均相当严重;三是美国经济的明显复苏,以及日欧经济的渐进复苏,以及英国「脱欧」冲击,均会对人民币走贬产生推力。

人民币走贬压力下,资本外流的压力陡增,据央行的官方数据,5月中国外储降至3.19万亿美元,自2011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环比下降279亿美元,亦创造了2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尽管中央曾推出多项政策,遏抑资金外流,但两年来内地资金外逃情况仍未「止血」。高盛预计,2016年一季度中国的净资本外流达到1230亿美元,相比之下,去年下半年的数据达到了5040亿美元。

该投行认为,中国资本外流或超出官方数据,中国外管局境内代客结售汇数据显示5月份流出约20亿美元;但该月还有等值240亿美元的人民币流到境外,意味着5月份潜在流出规模可能达260亿美元。今年三四季度资本外流的压力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人民币走贬,除了触发资本外流和贸易摩擦外,亦被外界诟病为「输出通缩」。摩根士丹尼认为:在短期内,中国将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出口通缩,因此成为了其他央行决策者们喉咙里的「一根大刺」。亦有外媒指出,中国头号出口物不是钢铁,不是电子产品,也不是纺织品和玩具,而是通货紧缩。

在英国脱欧、美元崛起、新兴市场疲软大形势下,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加剧。而在此过程中,人民币欲建立更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无疑更充满挑战。鉴于中国应对经济下行和改革转型并非朝夕之功,预计市场看贬人民币汇率仍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主流,国际金融大鳄「做空人民币」的戏码不排除会再度上演,中国货币当局万不可掉以轻心。

金融风险三:楼市泡沫
在「去库存」口号引领下的中国楼市,於2016年吹响新一轮冲锋号,一线楼市领涨,二线楼市跟风接棒,而需要去库存的三四线楼市则依然低迷乏振,「压力山大」。

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70座大中型城市房价上涨6.9%,较4月份的6.2%出现加速。其中,深圳、上海、北京房价分别同比上涨53.2%、27.7%、19.5%,而沿海城市厦门上涨28%。二线城市南京和合肥涨幅亦超过20%,高於北京房价涨幅。

截至6月28日,中国50大城市合计土地出让金已经达到了9656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飙升了38.5%。上半年中国出现了160多个「地王」。对此,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以来高总价、高单价、高溢价率的「三高地块」普遍出现在一、二线城市,持续刺激房地产市场,楼面价超过房价已经成为常态。除4个一线城市外,二线城市的厦门、南京、合肥、苏州扛旗「涨价」大旗,成为楼市「四小龙」。

今年被媒体预测为「地王年」,是有史以来高价地最密集的年份。对于一、二线城市而言,未来一年房价不涨超过50%,拿了高价地的企业都将面临入市难题,巨大的成本压力将累积巨大风险,不排除部分项目的资金链出现断裂。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近日发布的《2016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测评研究报告》显示,房地产行业2015年负债水平保持高位运行,净负债率平均达到96.09%,较2014年上升7.23%,再创新高。

中国房地产进入「疯狂周期」可谓是多因使然。当前,中国实体经济投资收益不佳,推动大批资金涌入楼市,致使其「一枝独秀」。其次,中国一二线楼市教育、医疗等资源相对优质稀缺,推动大量资金聚集在一二线城市,抢夺未来经济发展的资源。再次,高地价、高房价短期内就能令中国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涨船高」,地方政府对楼市狂飙猛进可谓乐见其成。

房地产市场同样牵一发动全身,上下游涉及上百个行业,与投资、信贷、金融风险密切相关,是维稳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关键所在。

有观察家认为,如果中国不能提前准备好,不能尽快收紧货币这匹野马的缰绳,一个可怕的结局终将会迎来。一旦资金收紧,房地产政策转向,楼市危险系数将大增。「现在好像除了中国的投资者,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很大。」

中国楼市逆市狂欢,除了吹大泡沫外,对实体经济亦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同时亦令热衷投资房地产的中国新富阶层面临较高风险。而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基本面,不但无法对楼市构成有力支撑,且会放大这种风险。

有观点指出,如果不对土地供应、信贷、税收、信息、住房保障等政策进行全方位的检讨和反思,顺应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规律,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促进房地产真正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房地产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麻烦。

唯有改革不能辜负
高杠杆、高泡沫背景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处理不好,不排除有「小事变成大事」的风险。高杠杆、高泡沫的潜台词是高风险、高代价,控制不好就可能触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民众储蓄泡汤,都是中国经济无法承受之重。
 
事实上,中国正在去泡沫、去杠杆和促增长间寻求最优解,但走好其间的平衡木并非易事。一方面,中国既希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不滑落6.5%的增长底线,又试图稳定房地产价格,防止楼市深度滑坡触发金融风险。但另一方面,又担心资产泡沫、高杠杆迅猛蔓延,对人民币构成巨大贬值压力,其间取舍,可谓两难。

事实上,债务地雷、资产泡沫和人民币走贬,三大金融考验归根到底,均是中国经济深层问题的表现。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去杠杆、去泡沫压力是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相伴相生的难题,如果不能通过真改革、强改革来解决这些难题,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化解当前金融风险,必须真枪实弹:

第一,降低「地产依赖」  今天的实体经济、民间经济乏力不振,是过去十几年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扩张,对其产生高度挤压的结果。「泡沫经济」对民企和社会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中国经济再平衡愈发艰难。

中国楼市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经济、金融体系、地方财政收入,必须降低对房地产的依赖。中国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地基而非泡沫上,虽然积弊已深,已成「高难任务」,但华山再高,顶有过路,只有激活民间投资,并让民营经济的投资重心转向实体经济,中国的经济才有未来和希望。

第二,提速金融改革  当前中国正处于金融周期顶部,提速金融改革,可谓宜早不宜迟。继续提高货币灵活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在降低杠杆的同时,通过直接融资为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势在必行。

除此之外,要继续深化利率、汇率、监管等相关改革,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将金融稳定纳入宏观调控目标体系,都具有现实意义。只有通过艰难的金融改革,包括国企改革和土地改革,改变产生高储蓄和高债权融资的制度基础,才能释放出源自民营部门和城镇化的巨大增长动力。

提速金融改革的同事,还要防范潜在金融风险。改革与防险并举,才能护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稳顺利,并支撑中国经济下一波增长。

第三,加大调结构力度  欲释放中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中国必须运用结构性策略出招应对。「十三五」明确经济增长的底线是6.5%以上,去杠杆是「十三五」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通过减税、减费降低企业成本,而不能重蹈刺激性投资的覆辙,惟其如此才能打破「强刺激、高泡沫」的恶性循环。惟有从根本上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真刀实枪出清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并通过减税、放松管制和保护产权等见效长远的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底部反转。

第四,力推新动能新激励  释放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中国还需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形成对经济增长支撑的全新动能,而这亦是中国经济未来新周期的希望所在。

去杠杆、去泡沫实际上是一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艰难博弈,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完成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亦绝非朝夕之功。因此,不仅要做好「去杠杆」的心理功课,更重要的是完成激励机制设计,让各级官员和金融部门都有动力推动「去杠杆」。
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升级,改革实是必要之痛。今年9月,G20峰会将在中国杭州召开,金融改革、经济治理等将成为重要议题。新一轮改革窗口期已经开启,借此契机按下改革「快进键」,解好改革「必答题」,疗治中国经济的「泡沫之殇」,完成金融安全乃至经济安全的「筑堤工程」,对于中国而言,可谓机不可失。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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