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议会否决整改 香港政局前景未卜

在近二十年里，香港的亲民主运动一直在争取民众选举行政长官的投票权。但香港立法会却在上周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北京提出的选举方案。据《纽约时报》称，该选举方案流产意味着香港民众实现真正普选的愿望化为泡影，从而令这座前英国殖民城市的政治前景更加晦暗不明。

For over two decades, pro-democratic movements in Hong Kong have been fighting for the public voting right to choose its ow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But in a surprising twist, Hong Kong legislature rejected Beijing backed election plan last week. According to the Times, the plan’s demise could have marked an end of Hong Kong people’s hope to achieve a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leaving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s political future in limbo.  

《纽约时报》日前发表的一篇报道称，香港立法会在上周拒绝北京提出的行政长官选举方案，意味着香港民众实现真正普选的愿望化为泡影，从而令这座前英国殖民城市的政治前景更加晦暗不明。

报道称，在近二十年里，香港的亲民主人士一直通过暗中谈判和公开抗议，请求和呼吁北京方面允许由民众选举产生香港领导人。但上周四，在一场戏剧性的投票中，香港的亲民主议员却否决了一项议案，而该议案本可能是他们达成这一目标的最后良机。

他们这么做，在围绕香港未来展开的斗争中，重新划出了一条战线，并且可能让这座城市的政局进入了一个更为动荡的时期。

据《纽约时报》称，遭到否决的议案，允许民众在2017年从两三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香港的下一任行政长官。但候选人需要得到一个委员会的提名，而掌控该委员会的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但在由70人组成的香港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的投票中，该议案只获得了八张赞成票。这一转折突显出这个自由放任的前英国殖民地在1997年接受北京的威权政府统治以来尴尬的政治局面。中国领导层在立法会的盟友也在最后一刻犯了一个错误。

立法会的泛民主派阵营一致投票反对该方案，称候选人要先经过北京筛选，才能出现在选票上，这歪曲了普选的原则，仿佛是前苏联等列宁主义国家，或眼下中国其他地区举行的毫无意义的选举。

立法会中支持北京的建制派称，有一些进步总比完全没有好，并表示香港应该抓住历史机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唯一的，允许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领导人的城市。

然而，建制派做出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失策举动。这意味着实际上只有八名议员给该议案投了赞成票。表决前，其他建制派议员离席，试图迫使表决延迟15分钟再进行，好让其阵营的一名高级成员回到议事厅。但他们的举动失败了。

但无论如何，该法案被否决都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它需要得到立法会至少三分之二的议员赞成才能得到通过，而28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其中27人来自泛民主派。

然而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极力反对北京提出的选举方案的人士，包括去年大规模街头示威活动的领袖对此并不开心。

周四，抗议活动的代表人物、18岁的学生领袖黄之锋(Joshua Wong)在立法会外表示，该方案被否决“没什么值得庆祝的”，他同时称，“我们击败了一个虚假的选举方案，但要想获得想要的选举，我们还得变守为攻。”

北京提出的方案向公开选举迈出了并不充分的步伐。泛民主派议员否决该议案是在进行一场巨大的赌博。实际上，他们是在赌自己能做得更好，能想方设法说服中国领导层，或向后者施压，使其向香港赋予更多权利。

但考虑到香港看上去几乎无意再举行去年那样的群众示威，至少可以说前景并不明朗。去年的示威活动让香港部分地区陷入瘫痪，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但还是未能迫使中共领导人做出任何让步。

去年在许多帐篷组成的临时营地里，学生们占领香港市中心长达数月，但他们当中鲜少有人在场见证周四的投票。这似乎也突显了民众对街头抗议的厌倦。在周日举行的一场反对该议案的集会上，参与者也远远低于预期。

据《纽约时报》称，在表决结束后，泛民主派议员也让自己遭遇了新一轮攻击，因为他们拒绝了香港所能得到的最佳待遇。

亲北京的《大公报》(Ta Kung Pao)在事后撰文称反对该方案的人是“千古罪人”。香港现任领导人梁振英(Leung Chun-ying)指责投反对票的议员“令500万名符合资格的香港人不能行使选举行政长官的民主权利”。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保留了很大程度的自治，包括拥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和健全的公民自由，因为在这个前殖民地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中英两国签订的协定对此做出了保障。

立法会的辩论充分展示了这种公民自由。一位议员提到了北京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的事件，另一位议员毛孟静(Claudia Mo)说，共产党在香港的代理人是“暴徒”。这样的说法如果出自几英里以北，广东省的某个中国公民，他就可能会有牢狱之灾。

但是要从北京警惕的共产党领导层那里争取投票权，香港的民主运动还面临着漫长而严酷的斗争。中共领导层称，去年的抗议活动应归咎于外国势力在香港的代理人，他们企图破坏中共在内地65年的统治。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亲北京的香港政界人士表示，中国政府看到其首选的计划被否决，也不会给出更加慷慨的条款。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表达了同一观点，它在表决之后报道称，政府不计划重新考虑它对香港选举施加的限制条款。

但是北京采取这种强硬的做法也是有风险的。公众的不满情绪越积越多，并且政府已经疏远了香港的很多年轻居民，这可能会造成长期的问题，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自己看成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

内地人来港旅游、移民和投资，也引发了香港公众的愤怒以及日益激烈的“本土派”运动。

两个阵营的议员都说，他们想把关注点放在其他议题上，如贫富差距，以及香港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但选举纷争中暴露出的分歧，可能会让政府难以通过重要的立法。

《纽约时报》称，在香港殖民时期，香港总督由伦敦任命。不过，根据这座城市的小宪法《基本法》，北京承诺让港人普选行政长官，候选人则“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

这种做法原本预期会在2017年开始。现在由于北京制定的选举方针流产，香港市民最早可能投票选出领导人的时间将是2022年，而在那之前必须经过一个涉及公众咨询的漫长过程，并且需要遵循中国立法机关颁布的方针。

一些经验丰富的香港政界人士说，最好的方式可能是对目前负责筛选行政长官候选人的1200人委员会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对于谁能进入这个委员会，让更多的人拥有发言权，并改变其结构，让它更能代表香港社会。

陈方安生(Anson Chan)曾在最后一届殖民政府和97后的第一届香港政府中担任二号行政官员。她说，这种改革无需经过北京的中央政府同意。

该委员会目前的代表性很差，而且往往按北京的意思行事。在高度城市化的香港，早已被抛弃的稻田无人耕种，无主的水牛在田间漫步。然而在2012年，这个委员会上一次选举行政长官时，渔农界是最大的委员分组之一，在上次选举中有60人，远远多于36名代表金融行业的委员，而香港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未来几个月，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集中精力，思考本地立法中可以做些什么，从而让选举委员会更容易被人接受，”陈方安生在电话中告诉《纽约时报》，“我们只需要努力推动车轮，让每个人都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