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要案背后的权力生态

 

镜报编者按：中国不完善的体制造就了权力和金钱的结合，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则利用制度不公和机会优先不断强化乃至扩大自身利益，这势必会阻碍社会正常流动，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并带来利益的板结化。惟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制度藩篱，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国梦」才指日可待。

近段时间以来，案件新闻主导着中国舆论场上的议题风潮，刘志军贪腐案、张曙光受贿案，薄熙来案、李天一案、「房姐」案等案件轮番上演，搅得舆论场波浪滔天。随着这几起大案要案的密集开审，公众注意力不但聚焦於此，还透过庭审和媒体报道，看到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一一浮出水面。

公众既惊愕於贪官贪腐数额之巨、手段之隐秘、危害之大，也愤怒於权贵视法律如无物，肆意侵蚀公共利益，更绝望於权钱勾结、赢者通吃的社会现实。「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权钱结盟、权力寻租的现象在神州大地绝非个案，在众多行业领域中，权力和金钱已然成为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家奴式商人

丁书苗，一个大字不识、早年以贩卖鸡蛋为生的乡下女人，「靠替领导洗内裤袜子感动对方后赚到第一桶金」，继而搭上铁路系统的关系，通过倒卖车皮和利用车皮从事煤炭经营获利。在结识刘志军后，丁书苗的事业步入腾飞阶段，生意也进入到高铁领域。据调查显示，丁书苗通过刘志军非法获利30余亿元。在捞取好处的同时，丁书苗不忘「回报」刘志军，主要方式是花钱为刘志军办事。除了花4400万元帮刘志军「捞人」，丁书苗还曾出资500万元，为刘志军「跑官」--让刘志军获提拔为省委书记。

据铁路内部人士透露，丁书苗获取的巨额中介费用虽然在其账上，但资金的实际使用权却掌握在刘志军手里。看起来，丁书苗更像是刘志军的「白手套」，出钱为刘志军办事。丁书苗自己也供述，「凡是他安排我做的事情我都尽力去办，花多少钱我都不吝啬。」 同时，丁书苗还向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的范增玉行贿4000余万元，由范增玉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安排在有关表彰会上发言、在有关刊物上刊登慈善事迹等，以达到树立正面形象以逃避有关部门查处的目的。至此，一幅政商结盟、权钱勾结、金钱为权力铺路、权力为金钱服务的路线图跃然纸上。

与丁书苗角色类似的还有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徐明。8月22日，薄熙来案开审的第一天。徐明出庭作证，这位曾叱咤中国足坛和商界的富豪面容消瘦，风光不再。即便是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面对已沦为阶下囚的老领导的21句连环发问，徐明说得最多的只是「没有」，直至换来一句「谢谢你实事求是」后，这位曾经的富豪还要声明「我很尊重、敬重薄熙来」。

随着案件审理的进行，更多细节被披露出来：徐明为薄家出资购买了一幢价值数千万的位於法国尼斯的别墅；薄谷开来和薄瓜瓜的机票多由徐明支付；薄瓜瓜非洲旅行所租用私人飞机、以及邀请哈佛同学40人来京，均是由徐明付费；徐明曾出资8万多元为薄瓜瓜购买电动车等。从庭审当中可以感受到的是，在薄家眼里，徐明不过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取款机和家奴。徐明靠着薄熙来的权力捞取巨大的商业利益，薄熙来则通过徐明这副「白手套」实现权力寻租，政商结盟形成腐败的共同体。

法律如儿戏

李天一，红歌将军李双江之子，2011年曾因打人事件名声大噪。2013年2月，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因为集合了「官二代」、「星二代」、「富二代」这些标签，这起案件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远超此类案件的关注度。然而，与其说公众关注的是案件本身，倒不如说是对办案过程不透明的担心，是对司法不公、权贵弄法的担心。事实似乎也证明民众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案发后的四个月时间里，由於案情始终不对外公开，公众质疑声源源不断，为什么超期羁押？涉案的另外四人是谁？是不是有背景？等等，加上北京警方迟来的谨慎回应，更是加重了这种担忧。随后，经由媒体爆出的一句「轮流发生性关系」，让众多线民误以为官方在有意模糊案件性质以减轻罪名，掀起新一轮的舆论风潮。之后，救子心切的梦鸽更是发出控告函，控告酒吧涉嫌敲诈，并指受害人装醉卖淫，让案件来了个180度的转换。直到爆出梦鸽更换律师并要求新的辩护律师做无罪辩护的消息，舆论再次哗然。一桩公众眼中的轮奸案，到头来施暴者反成了受害者，这大大出乎公众的意料，更是挑战了社会的良知和道德的底线。庭审当天，李天一当庭翻供否认殴打及发生性关系，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天一只能伏法。李天一今日之悲剧与其归因於家教失之於宽、过分宠溺，毋宁说是特权思维在作祟，是权力和金钱浇灌出来的恶之花。
与丁书苗案同日受审的还有轰动一时的陕西神木「房姐」案。今年1月中旬，网上有帖文称陕西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在京有20多套房产，总价值近10亿元；同时，她还有另一个名为龚仙霞的身份证。网帖公布了「房姐」的两个身份证号码、住址及龚仙霞名下在京3套房产的地址。针对媒体反映的问题，陕西神木县、北京市公安局很快查证并注销了「房姐」的其他户口。而据北京警方的通报，「房姐」在北京拥有41套住房，共9666.9平方米。在房价畸高、户口难办的当下，一个人持有4个户口，坐拥北上广40余套、近万平米房产，这一切不由得公众不起疑。户口是如何办理的？这些巨额财产来源是否合法？与其银行副行长、人大代表的身份是否相关？其间有无挪用公款、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行为？这些谜底都有待揭开。
漫长的调查过后，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以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对「房姐」进行了公开审理。庭审令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户口问题水落石出，然而对公众最为关注的巨额资金来源问题却避而不谈。殊不知，「房姐」案进入公众视野就是因为其超乎想像的房产。法庭的这一做法令公众舆论担心是有意避重就轻，有网友调侃说，「审理『表哥』不谈表，审理『房姐』不谈房」。这种声音背后，传达的是线民对权钱勾结、「赢家通吃」的痛恨，更是对司法不公的担忧。
花钱买院士
9月11日，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涉嫌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公开审理。张曙光当庭承认受贿并供述其中6次收受2300万元的理由，是2007年、2009年两次参选中科院院士「需要花钱」。消息一出，众人错愕。尽管张曙光只是供出索贿的理由，并未供出贿选的相关事实，但已然将中科院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中科院则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澄清，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的名义发布声明称，在张曙光参选院士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未曾收到与张「花钱参评」的相关投诉。在此次有关方面的司法调查中，如查实哪位院士有受贿等违法行为，除其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中国科学院将按照院士章程的规定和程式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由这起腐败案件而起，围绕张曙光两次参评院士的幕后真相也浮出水面，进入公众视野。
据媒体报道，为了参评院士，兰州铁道学院（现兰州交通大学）车辆专业毕业、理论薄弱的张曙光，在2007年一口气出版了两本专著，发表了5篇论文。事实上，这些著述是由三十多位专家学者为其代笔捉刀。面对来自铁路内部的举报信，铁道部更是为其背书，全力应对可能的调查。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包装和铁道部的强力支持下，张曙光得以顺利进入候选人名单，最终以7票之差落选。2009年，张曙光再一次向中科院院士发起冲击，一路成为有效候选人、初步候选人，进入最终票选环节，以1票之差再次落选。有媒体事后评价为权力的「惜败」，学术的惨胜。
张曙光之所以执着要当「学霸」，要圆「院士梦」，除了因为官位加上学术地位可以给其在铁路领域项目规划和建设上带来更大发言权外，还在於「院士」头衔带有的「含金量」。一旦当选院士，在行政待遇，住房、人员配备与车辆配置方面都享有特权。而且，院士不只牵涉到个人利益，甚至牵扯到单位利益和地方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院士」头衔成了众人趋之若鹜的「香饽饽」。仅以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为例，以高管、高官提名最为集中的工程管理学部为例，44名提名候选人中，近半数来自央企和政府部门。再考虑到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而落选中科院院士、烟草专家当选院士等事件，不能不令人怀疑其中存在着利益交换。

利益板结化

中国内地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是大刀阔斧，而政治体制改革却一再迟滞延宕，这种「一条腿走路」的改革注定好景不长。现有不完善的体制造就了权力和金钱的结合，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则利用制度不公和机会优先不断强化乃至扩大自身利益，这势必会阻碍社会正常流动，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并带来利益的板结化。而政治体制改革缓慢则导致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不完善，权力不受约束，法治不彰。当下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权钱勾结、赢者通吃、丛林法则横行的现象与此有着莫大关系。在「赢者通吃」的社会生态下，只要掌握了权力、金钱、社会地位等其中任何一项资源，资源拥有者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行利益交换。然而，社会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利益交换势必以挤压和牺牲普通人的权利为代价。这也正是造成当下民众仇官、仇富的制度性根源。惟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制度藩篱，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国梦」才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