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中国官场的「官不聊生」现象

当前，一些官员所谓的「官不聊生」，一方面说明了自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反「四风」的成效开始逐步显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央过去对官员的监督和约束太过宽松，使一些官员把滥用公权力谋私当作是家常便饭。现在只有当官员的职业风险足够大，他们的从政谨慎度足够强，民众的幸福感才会有保障，腐败行为也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这对官员本身也是最好的爱护。

春节过后，中国内地媒体纷纷报道普通民众「春节最难忘的事」，其中采访的一位「官员亲戚」孙先生吐露的真言，引来广泛关注。孙先生的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而他姐姐年轻时嫁给了一个「干部子弟」，如今老公在一个城市里当官员。宋先生说：「每年春节，姐姐家门庭热闹，大家送的羊肉烟酒摆了一地。今年去她家里送礼的人少了不少，听姐姐说是今年管得紧。我到她家里时，以往堆年货的杂物间几乎是空的。」

今年春节，正值中央反腐力度加大，中南海各种禁令让官员却步，用公款请客送礼现象大幅减少。但民间阖家团聚，喜气洋洋，欢庆气氛热烈。春节官员门庭不再若市，是中央从严整顿吏治的成果之一。北京从2013年开始的治吏，戳中公务员痛点的同时，也撩动一些公务员的「痒点」。有调查显示，部分公务员甚至开始考虑离职转型。有观点甚至指出，这或将引发新一轮公务员辞职潮。对此，分析人士指，「为官不易」是廉明高效政府的特征，只有「官不聊生」才能带来民本思想的回归。中国当前，还远没有到「官不聊生」的地步，仅仅是苗头而已。

中央连发15道禁令约束公务员

自中央「八项规定」以来，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公务员，各种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红头文件像雪片一样飞来。与此同时，中央左手反腐，右手整风，政府官员的灰色利益空间被大大压缩。中国内地官员虽有怨言，但民众反应正面，他们也只能跟着潮流走，大多不敢顶风作案。

2012年12月4日，「八项规定」打响了铁腕吏治的第一枪。随后，规定更加细化的「六项禁令」出台，土特产、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商业预付卡等都被禁止。同一时期，习近平有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指示，以及中央军委的「禁酒令」，可以说是为这一年多来的吏治定调。

在2013年全国「两会」的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约法三章」：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人员和「三公」经费只减不增。4月，政治局作出决定，要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主义的「四风」。

接下来，中纪委隆重登场，紧箍咒一个接一个，目不暇接。5月，中纪委要求纪检人员限期之内自行清退各种名目的会员卡。9月，中纪委要求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10月，中纪委发通知要求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11月，中纪委再发通知，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

到了12月，中办和国办「发飙」，明显看出越管越严、越管越细的迹象。「两办」先后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关于务实节俭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组部在12月也没闲着，出台了地方政绩考核的新指标和领导干部如实报告个人事项工作的通知。前者，欠下一屁股债没那么容易走了；后者，若不实填报或瞒报，仕途基本没戏。

在2013年，还有一个规格置顶的条例，即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将「运动」变成制度和法律规范。而最新的紧箍咒则是财政部近日印发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

中纪委 「打老虎」高潮迭起

在整治吏风的紧箍咒越念越厉之时，过去一年中纪委掀起的反腐高潮，让贪腐官员人人自危。王岐山执掌中纪委后，誓言既要「拍苍蝇」，也要「打老虎」。一年以后，中纪委端出了一份成绩单：共有16位省部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处。

据媒体统计，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八大以来，截至2013年底， 13个月内16名省部级官员「落马」，近2万名公职人员被处理。其中包括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等。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相继查处了一批涉嫌违法违规的地厅级、县处级干部。例如，中共十八大以来，广东查处地厅级干部29人，县处级干部242人；江苏省检察机关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47人。

这份成绩单显示出当前中共高层和中央政府严惩腐败的决心。与过去相比，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反腐思路已经有所转变，不再柔性强调「预防为主」，而是更为严厉地突出「主动出击」，「严惩查办」。在此思路下，中央大员开始了密集的巡视工作，不要小看巡视，很多大案的线索都是从巡视中发现的。据中纪委公布的资料，2013年第一轮巡视结束后，10个巡视组整理出了「问题清单」。截至目前，中央纪委已对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等6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这6人中，除戴春宁之外，其他5人均为省部级官员。

在中央高调反腐的同时，网络反腐，中国民间的一把「利器」也在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陕西「表哥」、广州「房叔」、重庆「雷人」等一批地方腐败官员因网络举报落马。十八大之后，随着习总书记和中央纪委对腐败零容忍的打击开展，中国民间网络反腐多处开花，仅一个多月之内，就有十多名被查的高级官员大多数因网络实名举报而纷纷下马。业内人士分析指，网络给反腐带来的一个变化是：以前少为外界知晓的反腐案件，现在很难再暗渡陈仓，一个证据确凿的举报在网上公布后，汹涌的民意会不断挤压纪检部门的回旋空间，对其形成压力。另外，实名举报还会把被举报人置於一种受监督的境地，使其起报复之意时有所顾忌。

在反腐的眼睛无处不在之时，不少官员都发出了当官是「高危行业」的感慨。

官员「生活品质」大打折扣

左手反腐，右手整风，让中国公务员的「生活品质」大打折扣。近日，就有内地媒体就「中央禁令对公务员影响」，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北京、黑龙江、江苏、福建、陕西等省份随机抽取了100位公务员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部受访者都表示中央禁令对其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之前可以收到一些购物卡、烟酒之类的礼品，2013年后却没有收到任何礼品的受访者占到了79%。有93位受访者还表示「公务员不好当」。

在「灰色收入」减少的同时，资料显示，公务员薪酬正在逐年下降：一是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从2008年的第8位降到2011年的第12位。二是2003年中国公务员工资相当於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1.1倍，2011年下降到1.01倍。

有媒体称，伴随中央禁令的发布，公务员系统内开始叫「苦」的声音也日渐高涨。自2013年12月以来，公务员系统因「灰色利益」被触动、收入上升空间不大，中央问责力度加强，甚至有部分公务员对媒体表示，这将引发新一轮公务员辞职潮。

当官不易将成为常态

治吏果真会带来公务员的辞职潮吗？一位资深公务员这样认为，中央要严整吏治，压缩三公，甚至取消一些公务车辆，这些所谓的压力实际上对普通公务员损害很小，对政府部门大部分副职官员及一般性的科级干部威胁也不大。而伤害最严重的就是政府机关各部门的头头脑脑。原来已经习惯了的一些特权便利，现在可能都没有了。原来一些灰色收入，甚至一些「人情往来」现在也少了。如果说辞职，这些政府机关各部门的头头脑脑辞职的可能性最大，但能够「熬」到现有位置的哪个又会轻言放弃？

许多网友认为公务员未必真有跳槽的行动，这不过是「叫苦卖乖的托词」。有网友说：「说起公务员跳槽的事，那真是说说而已，君不见年年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队伍？事业编制都很难进入，何况公务员。」还有网友认为，公务员「跳槽」好比「大浪淘沙」般的净化和筛选，淘去了为高福利、厚待遇而入仕的人，留下的人才能做好官，才能在为官时与民生有大作为。

从2013年中央连发禁令来看，当官不易将会成为一种常态。对于公务员群体大呼「公务员不好当」，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限制官员的特权是一必然行为。频繁的禁令下，有助於社会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公务员不好当也是应该的。他认为，所谓的做官应当是真正地做人民的公仆，应该受到全方位的监督，所以做官会越来越难。所谓「官不聊生」对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适用。也就是说，官员会受到来自中纪委、反贪部门、媒体以及民众越来越多的、全方位的监督和压力，也就不能和过去一样了。

例如德国就是一个「官不聊生」的国家，要想当官，首先你的权利是有限的，第二，你的手不能伸到人民腰包，只要一伸出来必被抓。德国联邦银行一行长到奥地利休假，旅馆老板为讨好他，为他提供免费住宿。遗憾的是，行长免费住宿的事被记者知道后，予以公开报道。他为此不得不辞掉央行行长的职务。
在美国当官也是十分不容易的。美国对政界的受贿行贿查得非常严格，一旦查证属实，后果非常严重。美国有一项规定，总统可以接受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外国礼品」，但不是总统个人财产，而是公共财产。在总统离任后，据说可以挑选一件不值钱的礼品，作为个人留念。地方官员依地方法律规定，通常不得接受礼品，更别说钱财。美国纽海文市就规定，在外公款请客超过9美元视为行贿。

由於德国政府官员非常廉洁，德国才有丰厚的财政收入用於改善民生。据资料显示，德国财政收入的35%用来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农业、补贴食品，还有20%用於对其他一些弱势行业的扶持，包括对个人的补助等。还有约20%用於教育，约20%用於国防、外交，包括对外援助等。剩下不到10%用於公务员开支。

对此，分析人士指，现在中央实行的种种治吏的措施，对社会来说不过是另一种「拨乱反正」，是将原来不正常的官场作风扭转过来，变得正常并合理合法了。只有那种已经习惯於官场腐败风气的公务员，才「受不了」如今的清廉作风。如果是这样，这种人辞职不仅对国家的事业毫无伤害，更会减轻民众的负担，民众应该为之高兴庆幸。

官不聊生才有民可聊生

历史告诉人们，从古到今，凡是「官不聊生」的时代和地方，老百姓就安居乐业；凡是当官的骄奢淫逸的时代和地方，就民不聊生。
分析人士指，当前，一些官员所谓的「官不聊生」，一方面说明了自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反「四风」的成效开始逐步显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央过去对官员的监督和约束太过宽松，使一些官员把滥用公权力谋私当作是家常便饭。现在权力刚刚开始被关进笼子里，便觉得浑身不自在，就发出「官不聊生」的感慨，担心官员的「好时光」即将成为过去。而这正好反映了一些官员对不受监督的权力的追逐、迷恋和依赖，对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行使特权而产生的一种失落感。只有当官员的职业风险足够大，他们的从政谨慎度足够强，民众的幸福感才会有保障，腐败行为也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这对官员本身也是最好的爱护。由此来看，这样的「官不聊生」不是坏事，而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