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能冲破阻力吗？

有消息称，执政高层正将更多精力放在思考如何破除改革阻力、让改革举措尽快落实见效的问题上。明年，一次较大规模的党政干部岗位调整将会展开，一批改革新锐和才俊将走上领导岗位；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将会上调，其施政行为将得到进一步规范；民生领域的诸多可「见效快」的改革项目将加快推出。「明年是改革决战的一年」。

年终岁尾，历来都是中共执政高层最为忙碌的时候，而今年则似乎格外忙碌。中共四中全会之后，高层的兴奋点就转移到在北京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来了。中国为召开这次会议可谓倾尽全力，其兴师动众规模之大竟让历来好客的北京人都有些「消受不住」。然而中国领导人认为「大操大办」这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因为这次APEC会议对中国的未来具有几近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和价值」。

北京APEC的战略性影响

高层人士的身边工作人员透露，研究机构提交的「报告」向中共高层描述和进言：与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那次APEC会议截然不同，这次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可谓「非同小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分化的大背景下召开，新兴市场国家正面临巨大困难，很多国家的经济可能发生崩溃，当今世界经济亟需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火车头来带动和拯救。借此机会，中国在APEC几乎所有成员国都需要的情况下，将有利於几乎所有国家的中国战略、政策融入到APEC当中，把体现所有成员国家发展意愿和体益诉求的「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反腐败执法合作」等设置为本次会议的「四大议题」，使这次北京APEC会议第一次成为中国在经济上主导亚太规则的一次会议。中国不但可将这次会议变成展现自身发展成果和国家战略的舞台，还可将自身的国家战略与亚太地区和诸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多方位对接和深度融合，并最终将形成APEC成员的共识，引领亚太发展方向。另外，这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是中美在世界经济游戏规则主导中的一次「攻守易位」。从这次会议起，中国战略、政策的影响不再只是局限於国内和地区，而是全球性的引导甚至局部的主导。这次会议可以向国际社会见证，中国不再仅是规则的顺应者，还已成为规则制定者。当此之机，中国务必要专心致志，尽最大努力将全球注意力引导和集中到已将中国战略和政策方向融入其中的APEC会议上来，有些重要事情宁可「放一放」、「缓一缓」再办，也不可分散全球媒体的注意力，这对中国有战略性影响。这番话道出了中共高层高度重视APEC北京会议的主要原因。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这一届中共高层执政之初，就着手进行「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和「与中国和平崛起和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外交新战略」的谋划与开拓，在应对另一大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博奕中，逐步形成「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理念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构想，相继提出并推动实施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战略、中巴经济走廊战略、东北亚经济整合战略等等，在这次APEC北京会议上，中国还进一步发出亚太诸国「加强和深化互通互联伙伴关系」的积极倡议，主动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有评论称，这是新一代中共高层形成具有自身执政特色的战略思维的一个标志性产物，是中国对外交往真正从「韬光养晦」走向「有所作为」跨出的一大步；以此为开端，中国才结结实实地踏上「世界大国」的地位，揭开中国参与世界历史演进的新序幕。

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与执政高层颇有交往的一位人士认为中国提出的「一路一带」战略堪比当年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认为中国打造这个极富人文魅力和政治想像力的经济合作平台，既可通过输出资金、过剩产能和基建技术优势来缓解国内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又可通过对接亚太诸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满足其对资金、技术和基建的需求从而为中国产业产品赢得和打开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的确能开创出是一个「双赢」「多赢」的局面，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促进和引领的巨大作用。

不过一些经济研究人士也指出，实施这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据称「一路一带」建设只是这个「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计划」的资金总额高达5000亿美元）不是没风险的，一是中国只是拥有实施「计划」的经济实力，却缺少可有力支撑「计划」实施的、拥有制度、价值、外交等诸方面优势的「软实力」；二是作为一种国家的投资行为，当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时国会对国家的这种投资行为都是有法律监督、控制和可问责的，而中国在这方面却缺少制度规范和法律约束，鉴于以往中国无度「援外」屡屡造成国民福利巨大损失的历史教训，如何规避投资风险减少投资失误和损失的问题，应该尽快提上议程早作打算和准备；三是实施这个「计划」是否有助於将中国经济带出衰退下行的轨道？当下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并未减少，经济运行远未达到中共领导人所希望的那种「新常态」。其实「下行压力」只是一种「好听」的说法，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应该叫做「衰退」或者「萎缩」。多年来「政府主导型」经济下形成的「国民收入分配有利於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势必造成政府、企业投资大於居民消费并导致产能过剩消费下降萎缩，最终出现的，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共同丧失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拉动作用。经济学家称这种由於结构性失衡（国民收入政府、企业所得大於居民所得，政府、企业投资大於居民消费）造成的经济增长持续下降为「衰退」。在这种情况下，要扭转经济持续下降的趋势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政府主导的扩大投资，若国内无需求就在国外寻找需求；另一种就是对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以改变上述结构性失衡状况，通过增加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扩大消费启动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打破国企和行政垄断扩大民营经济的市场占有份额促进社会投资总量的增长。前者因其不能改变造成经济衰退的原因而无可持续性，但是却有暂时延缓矛盾发作的作用，因而也延缓了对经济衰退问题的根本性治理；而后者则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衰退的问题。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实施上述「计划」，很可能就属於前者。出于上述考虑，人们希望高层在这方面决策能更加审慎和小心。

APEC北京会议的成功举办并取得预期的丰硕成果令中共高层十分高兴，特别是中共领导人与美国总统的深入会谈和沟通并达成更进一步的相互信任关系，更使中共高层面向世界经营大国方略的「底气」倍感厚实。

四中全会并非「风平浪静」

但是四中全会之后出现的一些情况，则让中共高层没有感到轻松。有人向中共高层反映，一些对中共四中全会抱有很高期待的人士，在中共四中全会后却略感失落，他们对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给予的评价是：是一个很大的计划，但不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参加四中全会有关工作的人士透露，四中全会并非「风平浪静」，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分歧和角逐都有所表现，而党内左派挟会前用「阶级斗争理论」向依法治国新方略发难之势，对《决定》中许多新提法新举措不满。例如对「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等这些新思想新举措还是不能容忍和宽恕，认为这其中大有「宪政民主」、「放弃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西方敌对势力」、「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阴谋成分，认定如若实施「依宪执政」势必就会搞「放弃和取消党的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毁坏「党的执政地位和基础」。

四中全会之后，左派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干扰阻遏全面深化改革的活动继续升级扩大，他们纷纷参加「向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进行坚决斗争」的各种活动，其新一轮攻击所针对的显然是执政高层推动依法治国的新动作，他们特别声称「要对人们关于依法治国的一些错误观念和模糊认识进行解疑释惑」，「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人们对依法治国的错误认识在意识形态领域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他们撰写并发表文章，发泄对提出「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主张的强烈不满，歪曲和「修正」四中全会《决定》推行法治的种种要求和举措，在党内外引起相当大的混乱。他们要求执政高层「立即『打扫庭院』」，「采取断然措施」，把体制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境外敌对势力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人彻底清除出去」。要学俄罗斯的办法，令民间组织对其资金来源必须如实申报，申报不实者必须彻查，以此切断为境外敌对势力奔走的那些人的财路。执政高层在这种陡然升温的政治逆流面前如何应对？这是人们当下所特别关注的。

近距离观察高层内部动向的人士透露，高层领导人不想扩大事态，但也不会站在对立面去批评或阻止他们。在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头脑是清醒的，在党内不同力量和主张的对立对抗中保持平衡，还是能拿捏住分寸的。不过这位人士也指出，当年像邓小平这样权威十足的人，尚且对党内左派不敢小觑，避让三分，那么今天就要承认，要防止党内左派再次兴风作浪阻遏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这对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来说就更非易事了。

「左派」逆袭翻天造成大的倒退会不会出现？的确不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有迹象表明，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几项推行法治的改革举措，因受到一些地方党政部门的抵制和反对，很有可能会「胎死腹中」。

一些关注局势变化的人士指出，党内左派在四中全会前后挑起意识形态领域的事端，可以视为聚集於党政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抵制和对抗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种典型表现。

改革的阻力依然很大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11月底或12月上旬召开，为会议作准备工作的人士在对本年度经济领域的诸项改革进行盘点和总结时发现，在此领域推出的重大改革计有十余项，但尚未有一项取得明显进展并收获「红利」。一份报送高层的报告称：「尽管中央拥有强大的改革决心，三中全会也制定了理想的改革方案，但改革并不顺利。由於大多数改革都直接或间接地触动官员或国企的利益，官员对改革势必进行顽强的抵抗。」

在中央强大的改革宣示面前，官员不会公然反对改革。但是他们有很多办法「对付」改革：第一，采取不作为的消极态度，拖延改革；第二，设法夸大改革存在的风险，为改革制造障碍；第三，在制定改革方案时以假动作、抓大改小、模糊处理等方式降低改革方案的含金量；第四，在改革方案执行环节「捣浆糊」、拖延；第五，以「左」的言论搅乱社会认知，模糊改革焦点。

一年来，官员们的这些「对付」已产生了强大的改革阻力：第一，金融、财税、国企、土地等重点领域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迟迟不能出台；第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简政放权改革」的调研中发现：「放权比较多，但取消的权力比较少；放虚不放实，有些是很多年没发生的事儿放了；放小不放大，真正有利益的并没有放」。第三，被视为改革试验田的上海自贸区进展不佳，负面清单缺乏实质性突破，金融开放犹抱琵琶半遮面，不少改革缺乏足够透明度，给人以看不懂之感。

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指出，毋庸置疑，当下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於占有最大既得利益的党政官僚集团。他们对改革的抵制和抗拒现在才刚刚开始，更大的动作和阻力还在后面。有分析认为，中共执政后，毛泽东曾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运动方式改造和铲除官僚特权政治，然而他的专制权力却打造了对中国文明进步破坏更严重的官僚阶层；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文明发展新纪元，但却放弃了限制和约束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致使失去监督制约，让权力在握的官僚阶层迅速实现「权贵化」。现在，执政高层须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当下，这个拥有最大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正在结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而改革却又要他们担当责任有所作为，几近于让他们「挥刀自宫」，难道这真是可以期待的吗？在现行体制下，将权力最大程度地回收、集中到最高层，是否就是弱化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调动他们支持和参与改革积极性的最好方式？大力反腐造成的强大压力，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促进官员们参与改革有所作为的动力？能否将「放权」和「限权」、「治权」组合起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依托新体制，摆脱依靠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推进改革的尴尬境地？这些问题怕是一个都不能回避。

明年是改革决战的一年

一些为当前改革受阻局面感到焦虑的人士提出，改革不顺利与推进改革的方式方法不适当不讲究也有关系，例如全面深化改革不等于没有重点选择和重点突破的「全面开花」，也不等于没有轻重缓急先行后进次序的「齐头并进」；克服改革阻力，能否考虑对官员建立改革「赏罚机制」的办法？解放思想是破解改革难题、激发改革动力一剂良方，能否打消意识形态顾虑和禁忌，放手投用这剂良方以打通改革通道？更重要的是，当下广大民众对新一轮改革既有未解之惑，也未得新一轮改革之惠，当下改革离他们很远，他们对当下改革的态度很冷漠，这是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最大「软肋」，也是其动力不足、阻力重重、难以前行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种状况亟待扭转。

有消息称，执政高层正将更多精力放在思考如何破除改革阻力、让改革举措尽快落实见效的问题上。明年，一次较大规模的党政干部岗位调整将会展开，一批改革新锐和才俊将走上领导岗位；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将会上调，其施政行为将得到进一步规范；民生领域的诸多可「见效快」的改革项目将加快推出。「明年是改革决战的一年」，中共高层这样认定。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