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中国世纪」
──访联合国经社部政策研究司司长洪平凡博士
来源: 莫利亚 镜报纽约分社社长
洪平凡说,本人不赞成「中国世纪」的提法。这一提法局限於传统的思维方式,基於过去大国兴衰和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历史。与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不同,中国强调和平崛起,坚持合作共赢。中国保持现有的发展态势,GDP和综合国力肯定在廿一世纪升至世界前列。但廿一世纪不应只属於中国,廿一世纪应是全世界共同发展的世纪。
镜报月刊今年3月号笔者发表了专访联合国经社部政策研究司司长洪平凡博士,以《世界经济面临四大主要风险》为题,详尽分析了当前世界经济的问题、出路和主要风险。接?,笔者请洪平凡司长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如何平衡持续发展,以及如何解读「中国世纪」等热门问题,阐述他独到的见解,以飨镜报月刊读者。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三内涵
莫利亚:自过去的一年起,经常听到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分析人士提到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甚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如何理解其内涵?主要特征是甚么?
洪平凡:全球金融危机於2008年爆发之后,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於2011年提出了经济「新常态」这一概念。当时主要是针对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后复苏迟缓,其经济增长似乎不大可能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低增长可能成为这些国家的「新常态」。本人在当时也曾经提出,如果发达国家进入「新常态」,我们应该关注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影响。而在2014年,中国决策当局与经济学界开始频繁使用「新常态」来形容中国经济形势。当然,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几年前用於形容发达国家经济的「新常态」在内涵上有明显区别。
本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征至少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中国过去30多年平均每年增长10%的超级高速度已经结束,经济增速降至7%左右或许已经成为新的增长「常态」。其次,与过去30年相比,中国经济近几年来在结构上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例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投资率和储蓄率不断上升,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近几年来,投资率有所下降,而消费有所回升。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过去一段时间,居民收入的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而近几年来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赶上和超过GDP增长。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过去20多年,中国出口明显高於GDP增长,而目前出口与GDP增长基本持平,甚至低于后者。此外,三大产业的比重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制造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也呈下降趋势。第三,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方法也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的宏观政策以政府直接和间接刺激需求为主,前者包括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直接推出大规模投资方案,后者包括通过货币政策间接增加信贷规模。而近两年来,宏观政策从刺激需求转向刺激供给,靠深化改革释放增长动力,给企业松绑,减少审批程序,减税,使企业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
中国经济仍有新问题和新挑战
莫:您如何解读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历史意义?
洪:上面讲到中国经济在三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有些是积极的变化,是经济规律使然;但有些变化也反映出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例如,增长速度从10%降到7%,出口增长速度从20%降到7-8%都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一种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追赶」型增长模式,充分利用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其增长的动力将更多地依靠创新。再如,上面提到的经济结构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如居民收入增长的提高,消费比重的逐步提高;但也有值得担忧的一面,如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制造业,虽然有利於就业,但也意味?中国可能会过早地进入「后工业」阶段,失去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此外,「新常态」首先是指一个「新」的经济现象,但「新态」能否最终成为「常态」,还需要时间证明。「常态」的含义是「稳定状态」,起码持续十年以上才能称其为「常态」。中国经济目前在结构上存在许多问题,许多不确定因素,尚未解决。例如地方与企业债务上升快,企业债务占比偏高及「影子银行」等风险。当然,存在这种问题的国家并非中国一家,新兴经济体在过去三年其债务与GDP之比已经超过发达国家。
莫:您认为如何能够使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平衡持续地发展?
洪:能否将目前经济增长和结构维持在常态,也就是在中高增速背景下的平衡与协调发展,需要各级政府、行业与企业决策层的共同努力。中国经济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需要通过改革增加企业自身的活力和创新力。中国已经确立了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改革的道路上还有阻力,有既得利益问题,有在能源、金融、电信、矿产等行业的垄断问题,都影响资源实现最优配置,阻碍创新与经济整体发展。如何提高投资效率也是关键。过去投资率过高,消费偏低,需要调整,但是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投资决定的,不是由消费决定的。投资应以市场导向,靠内生创新。
新常态与世界经济的两层关系
莫: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经济之间是甚么关系?
洪: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有两层关系。一是中国能否维持经济新常态,仍将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二是世界其他国家需要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目前,世界经济的整体表现并不理想。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增长较快,但欧洲和日本经济仍然疲软;不少新兴经济体增长失速严重。此外,地缘政治因素日趋复杂,对全球经济有很大负面影响。
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目前国际环境存在的不确定因素比过去20多年要高。特别是中国已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对外投资也大幅增长,受外部形势影响比以前更大。因此,中国在宏观政策上需要综合考虑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既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又要考虑决策灵活度;不过分强调刺激需求,但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靠刺激供给。在经济结构上进行调整的同时,不能失速太多。在外部形势发生大幅度变化时,还是要准备好针对需求调整政策。另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不仅需要中国人要改变观念,外国企业和投资者也需要重新思考,调整心态。不少其他国家的政策决策者、企业或者投资者仍然认为中国经济还会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轨道,对中国经济的「期望值」很高。如何改变他们的观念?中国正在通过一些国际平台,如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传递释放信息,调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
中国和美国影子银行的异同
莫: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影子银行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因素之一。甚么是「影子银行」?中国影子银行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洪:影子银行至今没有严格定义。比较权威的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对影子银行的定义为:常规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媒介体系。至于影子银行在导致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也有不同观点。我们先具体看一看中国和美国的影子银行有哪些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两国的影子银行都具有监管套利动机,比传统商业银行业务接受的监管程度低;都是设法将流动性较高的短期负债与流动性较差的长期资产相匹配;都缺乏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支持,容易遭受挤兑。
不同之处在於,美国影子银行以证券化活动为核心,中国证券化程度低;美国杠杆率高,中国较低;美国影子银行主要依靠批发手段向机构投资者融资,中国式影子银行则以零售向居民和企业融资。
美国影子银行自1980年代开始发展,是美国商业银行从单一传统存贷业务向现代化多元化银行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是近几年的事,既是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结果,又是金融体系跟不上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果;既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又是金融改革不到位的结果。这听上去像是悖论,但事实的确如此。从融资角度来看,中国房地产开发、地方融资平台和中小企业对融资的需求,无法从传统银行得到满足。从投资角度来看,随?居民收入的提高,他们需要寻求除了银行存款、股票、房地产之外的其它投资渠道。有了融资和投资两方面对传统银行业务之外的信贷需求,再加上中国商业银行也有通过金融创新来规避监管的动机,影子银行业务作为新的信贷中介应运而生。
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的影子银行业务大部分还是面向实体经济的,是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於经济发展环境下的金融创新,扩展了金融服务范围,部分缓解了金融抑制的负面影响,对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有积极作用。当然,创新与风险是孪生兄弟。此外,中国影子银行面临资产与负债期限错配而导致的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基本原则是加强影子银行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还应该打破投资人心目中认为政府会对影子银行产品提供担保的幻觉,允许影子银行产品出现违约,提高投资人风险意识。
应如何看待「购买力平价」?
莫:今年年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发表了题为《中国世纪》的文章,称2015年标志?「中国世纪」的开端,因为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推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在2014年年底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请您首先通俗地解释甚么是「购买力平价」?
洪: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方法推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确於2014年年底超越了美国。为了比较各国经济总量大小,必须把各国原有用本国货币衡量的GDP转换成同一可比的衡量指标。常用的方法是根据市场汇率把各国GDP折合成以美元为单位的GDP。按照市场汇率,中国在2014年的GDP约为10万多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则为17万多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用汇率将各国GDP折合成美元,然后再进行国际比较不合理,因为汇率往往偏离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例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6:1,如果6元人民币在中国可以买10个鸡蛋,而1美元在美国也可以买10个鸡蛋,那么6:1的人民币汇率与两国购买力相符合。但如果6元人民币在中国可以买15个鸡蛋,1美元在美国买10个鸡蛋,那么6:1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低估了人民币购买力。反之,如果6元人民币买不到10个鸡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则高估了人民币购买力。假如中美两国GDP全是鸡蛋构成的,比较两国GDP就简单了。遗憾的是,实际中的GDP是由成千上万不同商品和服务构成的。为此,一批国际统计专家根据各国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来计算各国货币购买力与汇率之间的偏差,然后推算出各国在「购买力平价」下的GDP,每隔5-6年更新一次。
「购买力平价」方法在理论上有一定道理,但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各国物价统计数据样本的局限性;同类商品和服务在各国存在不同「质量」,不完全可比。「购买力平价」方法目前仍然处于学术探讨阶段。虽然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都支持这一方法的研究,但没有一个国际组织用「购买力平价」的GDP来计算会费和国际援助额。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预测世界经济时,仍然使用「汇率计算」方法,只有国际货币组织在预测世界经济时使用「购买力平价」方法。在这次世界银行公布的「购买力平价」中国GDP总量比用汇率计算的GDP高出1.85倍,意味?这些国际统计专家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低估了人民币购买力的85%。我个人认为,这与实际情况可能有很大出入。我们知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2005年以来已累计升值40%左右,中国的不少商品价格按汇率计算已经高於美国的价格,而不是低于美国价格。
不赞成「中国世纪」的提法
莫:您如何解读斯蒂格利茨教授撰写的《中国世纪》文章中关于「中国世纪」这一观点?
洪:即使中国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只能排在全球第80名左右。而按照综合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中国在全球排在第100名左右。
本人不赞成「中国世纪」的提法。这一提法局限於传统的思维方式,基於过去大国兴衰和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历史。过去几百年,大国崛起和更替,的确是以列强争霸的形式,伴随?战争和冲突,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是,我们应该相信人类可以吸取历史教训,文明可以取代野蛮,和平可以取代战争,世界各国可以在和平竞争和互利共赢的框架下,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不同,中国强调和平崛起,坚持合作共赢,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国如能保持现有的发展态势,GDP和综合国力肯定可以在廿一世纪升至世界前列。但廿一世纪不应该只属於中国,或属於其他某一个大国。廿一世纪应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的世纪,是人类彻底摆脱贫困、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世纪。
莫: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了笔者专访,令我获益匪浅!
2015年3月6日於纽约春晖室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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