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驱赶至地下的北京蚁族们

数十万外来专才人士尽管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收入可观，但却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被驱赶至地下，被迫蜗居在北京暗无天日且极不安全的非法地下室公寓里。《环球邮报》一文揭开了蚁族的面纱，向读者展示了他们为了梦想甘愿做出牺牲的人生历程。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igrant professionals，who make decent salaries but lack Beijing Hukou, is driven underground and forced to live in dark and unsafe illegal basement apartments in Beijing. The Globe article sheds light on the ant-tribe’s struggle to gain residency status in Beijing.

（大中报泊然报道）16岁的谢俊文（音译）放学后乘坐公交车抵达北京城南的一个工业区，然后步行穿过一栋公寓大楼破旧不堪的中庭，绕过大楼的入口处，走进一个阴暗的角落，接着他穿过一条狭窄的巷道到达一条没有任何照明的服务楼梯，然后顺着这条楼梯一直向下。

这条楼梯的尽头是一个地下四米的地下空间，那里被分割成许多小房间，其间又黑又窄的走廊宛如迷宫，谢俊文一家就住在其中一个面积约为9乘16英尺的房间里。在这个一直需要靠日光灯照明并且通风不良的小房间里放着两场床和一张桌子，谢俊文和他的父母，还有他六岁的弟弟就生活在这里。他们与其他三户邻居，总共12口人共用一个小厨房和一个简陋的卫生间。

谢俊文解释称，因为大家已经协调好使用时间，因此在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时并不会发生冲突，但这也意味着有时候很迟才能吃上饭，而在早上很早就要起床洗漱。

蜗居地下的蚁族

实际上，谢俊文一家深知蜗居地下室的危害。谢俊文的父亲谢国良（音译）称：“地下室的一大缺点就是阴暗潮湿，长期居住会影响身体健康，但是我们现在居住的房间已经比以前居住的负二层地下室好很多，在那里所有墙壁一年到头都是湿乎乎的。”

在北京，像谢俊文家这样蜗居地下室的群体被称为“蚁族”（有时也被称为“鼠族”），据估计，目前大约有10万蚁族聚居在中国首都的高楼大厦和商业街下方的非法地下室公寓里，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的房租一涨再涨，即便是质量不佳的普通公寓租金也让他们望尘莫及。

多年来，蚁族一直是令北京政府头疼的问题，但是市府的清理整治和媒体的宣传报道并没有令蚁族的数量有所减少。在当局看来，蚁族是非法的外来人口，是根本就不应该居住在北京的“外来民工”。

但事实上，许多蚁族并不是贫困的乞丐或迷失者（他们可能连负二层地下室的租金都付不起），或低收入工人（他们通常住在地上的工人宿舍里，10到12人一个房间）。相反，他们是一群心怀雄心壮志努力寻求成为稳定中产阶级的中国公民，但却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被驱赶至地下。

从谢俊文的家中就可以看出这些蚁族的本质。他们使用的都是苹果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他们有许多不同种类的书籍，电脑屏幕亦显示登入一个大学网站。

谢国良绝对不能称之为外来民工，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厨师，目前在北京北部一家精致的素食餐厅担任大厨。他每月的工资为10,000元人民币（逾$2,000加元），并且享受养老保险和数周带薪假，这一收入在中国城市里相当于较低中产阶级收入水平。

谢国良的妻子拥有大学学历，目前在一所很好的私立学校担任教师。虽然她每月工资只有$600加元，但谢俊伟6岁的弟弟却可以在这所每月费用高达$600加元的私校免学费就读。

没有北京户口步履维艰

换句话说，谢俊伟一家根本就不穷，他们拥有的收入、财产以及受教育程度都已达到中产阶级水平。而绝大多数蚁族也都像他们一样，拥有大学学历或高技能，从事着待遇优厚的工作并且心怀雄心壮志。鉴于他们的收入，他们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住地上的优质公寓，但他们却仍然蜗居地下，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10万蚁族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合法的北京市民。

但是，将谢俊伟一家称为“外来人口”，和称他们为“民工”一样荒谬可笑。谢国良和妻子在大学毕业后，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从湖南省移居北京。他们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而他们的两个儿子也都是在北京出生。但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北京户口，因此无法享受北京市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

因此，他们和其他数百万在中国大城市以外出生的人一起，被排除在伟大的中国中产阶级试验之外，而这也令中国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西方进口的中国商品数量大幅暴跌后，中国政府高调出手，力争将中国经济从依赖外贸出口收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依靠中产阶级消费者拉动内需的内需导向型经济。而打造中国中产阶级涉及允许更多住房私有化，让小型和中型企业进行更自由的融资，努力将银行从国家工具转型为真正独立的金融中心，并创建一个公平开放的股票市场。

但中国政府在采取许多措施推动中产阶级经济的同时，仍对许多方面严格加以限制。目前，中国股市和银行仍然不能自由行动，中国货币仍然不能自由兑换，更重要的是，中国国民仍然不能自由迁居。

据估计，目前有多达2亿中国人是在没有合法户口的情况下生活在其他地区，因此他们无法投资住房，让孩子上学或是享受医疗服务，从而也难以迈入中产阶级。中国政府在2012年实施的户籍制度改革只适用于一些小城市，而三个人口最多的城市——广州、上海和北京的户籍制度实际上在最近几个月更趋收紧。

户籍改革积极份子王多国（音译）表示，户口限制导致许多家庭难以摆脱低收入，因为他们无法让子女顺利就读中小学或大学。他同时指出，户籍政策迫使许多孩子和父母分离，并导致成千上万的孩子年幼辍学，而许多人也不得不因此将所有收入都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从而无法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为子女做出巨大牺牲

而这也是生活在北京地下室里的蚁族所面临的窘境。和中国大部分父母一样，谢国良夫妇也对两个孩子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拿到专业学位找到好工作，并因此获得北京户口。但是作为“外来人口”，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强迫孩子回湖南就读小学和中学，但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每年只能见父母一次；二是缴纳高昂的“社会保险费”让孩子就读北京的小学，该项收费的标准通常为每月$200加元。谢国良夫妇选择了后者。

为了能让谢俊文就读大学，谢国良夫妇更是将他送进了一所私立中学，而谢国良所有的收入刚刚够付该校高昂的学费和住宿费。

谢国良称，虽然他们全家人都不满意目前的居住环境，但这却是他们必须承受的重担，因为在这段时期他们必须做出一些牺牲。谢国良同时表示，他只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过上父母因为北漂而无法拥有的正常生活，他和妻子都寄希望于儿子将来能够从事精英专业工作，从而可以获得北京户口。

这也就是谢俊文一家为什么会一直蜗居地下室的原因，因为他的父母将几乎所有收入都投入到了孩子的教育中，而如果他们拥有北京户口，就可以免费就读中小学。几乎所有蜗居北京地下室的蚁族家庭都有类似的故事：没有北京户口，拥有大学学历，做出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