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前扫除障碍
来源: 游柏彦
近段时间以来,电力、油气、铁路、军工等领域的国企混改已经全面提速,而国家发改委明确的6家央企混改试点方案近期有望加快批覆。随着垄断领域央企率先破题,将「以点带面」式地带动其他关键性领域的国企混改。这对改变全面深化改革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随着中共十九大召开的迫近,国内一些矛盾、问题的积累演变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参与十九大筹备工作事宜的一位人士指出,本届执政高层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加大反腐斗争力度来打开执政局面的。一方面,反腐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大众热切希望执政党清廉干净、清除已令执政党形象相当不堪的众多贪腐官员的政治诉求,部分地缓和、改善了执政党与社会大众间已变得趋向水火不容、冲突对立的关系,为新一届执政高层赢得更多合法性资源、更为充裕的提升执政能力的空间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反腐斗争促进了执政党清除权贵寡头、打击帮派团伙、扼制利益集团、加强中央权威、建立权力自律约束机制等等巩固其执政地位的诸项建设,改善了执政党内政治生态,扭转了涣散、隔裂、疏离局面,阻遏了对党的最高权力的觊觎、争夺。
反腐斗争应向「治本」推进
反腐斗争输送的这些「正能量」,减轻了经济下行数年条件下,执政党的执政压力,成为摆脱执政困扰的最得力「抓手」。面对召开中共十九大要解决的种种难题,高层依然将反腐斗争视为「攻坚破锐」的一大「利器」,并提出「加大斗争力度,保持高压态势」的要求,以此为召开十九大扫除障碍。当然,「不能让一个贪官混入十九大会场」,「决不能让参加十九大的人中间产生一个腐败者」是人们对十九大的最起码政治诉求,要做到这些必须要依靠对反腐斗争的坚持。例如在选举代表、中委考察提名、政治局委员推荐提名等等环节,这次就加入了一些反腐的「特殊做法」(反贿选,实行官员个人财产申报与在一定范围内的公示等等)。另外,在遴选中委、提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去有廉政等方面的考察内容外,还按照中共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相关要求,加入了防范「阴谋家」、「野心家」的条款。执政高层近段时间来多次强调「讲政治」,提出「要多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指导工作」,以推进和坚持反腐斗争来为解决政治问题创造条件开辟道路。
研究反腐问题的政治观察人士指出,反腐斗争的确提供了满满的执政正能量,然而它只是执政的一种手段,面对「四个全面」的执政任务,依靠反腐斗争可以有效解决问题的领域毕竟有限,且反腐斗争本身也有体制性「软肋」。对此,执政高层须作调整,应根据执政要求对执政手段作多样化选择,而且要下大功夫大气力克服反腐方式的「软肋」。开展反腐斗争已有4年,成果大,收效显著,但是这场斗争至今尚未走出「权力反腐」的阶段,尚未接近改革政体、实现依法治权防腐反腐的目标。权力腐败危害最大,而权力腐败则是绝对权力体制的直接产物。
实际上,绝对权力体制下的权力反腐方式的诸多弊端已多所暴露,对执政党建设产生的破坏性作用不容小觑。许多事实都证明权力反腐这种方式不可长期倚重,必须改革体制转变方式,尽快让反腐斗争走上制度反腐的道路。
一位为起草十九大政治报告提供谘询和参考意见的人士指出,防止权力反腐方式弊端发作使其转变的最有效途径,是改革绝对权力体制、将反腐转上民主法治的轨道,这在执政高层是达成过共识的。反腐斗争伊始,本届高层主管反腐斗争的人士曾在高层会议上讲他对反腐斗争的打算和「设计」,提出反腐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才能赢得最终胜利。所谓「治标」,就是利用现有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对「老虎苍蝇」一齐打,不断加大力度,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尽最大努力扫除干净已经出现了的腐败。紧跟着就要「建章立制」,突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突出「党要管党」这个「管」字,给防腐、反腐、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扎好制度「笼子」。走到这一步,就属於「治本」阶段了,但离真正「治本」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真正「治本」,是体制机制的改变,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是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这位主持反腐斗争的高层人士的讲话已有几年了,反腐斗争基本上是按「从治标到治本」路径顺序进行的--将薄、周、徐、郭、令以及数十名副国级、正副省部级贪腐官员打落马下,如秋风扫落叶般把数以万计贪腐的官员投入牢狱,逐出公务员队伍,就是「治标」阶段的重大战果,的确为「治本」赢得了充裕时间。
中共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则可视为反腐斗争进入「治本」阶段的一个显著标志。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两个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纪律和监督的制度性文件,在防腐反腐、强化对权力的监督等方面制定的相关条款及规约,可谓是近些年来执政党出台的许许多多同类条款及规约中设计最科学,规范最严格,最具有可操作性的,为把反腐斗争推向「治本」开了好头。
六中全会结束半年多了,执政党内落实两个文件提出的诸多关于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制度条款及规约有待加大力度落实,反腐斗争需要从「治标」向「治本」积极推进。现在,尽管反腐力度未减,几乎每周都有贪官落入「双规」,但是人们却提出「反腐留有『死角』」等质疑。这恐怕正是反腐斗争尚缺「治本」的努力。为此,党内外许多人士向高层投书,希望十九大能在反腐「治本」上迈出新步伐。
全面深改要排除更多阻碍
实际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状况更值得执政高层关注。有谘政人士向高层人士进言,如果「全面深化改革」得到积极推进,比扭转经济下行趋势更能为中共十九大奠定卓越非凡的历史地位。「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执政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一,其实际状况并不理想。向高层提供参考情况的调研机构送交的一份报告称,以「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的2016年为样本,在对全面深化改革的10个主要领域的进展评估时发现,全面深改在完成顶层设计、施工图设计后几百项重大改革全面铺开,其中部分改革举措得到了落实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余绝大多数改革项目没有达到进度要求。改革只在少数领域取得突破,但在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等大多数领域则没有多大成果。大部分党政官员缺乏改革锐气,除了口头上、形式上的政治表态外,改革工作中「不作为」成为普遍现象,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成为改革工作的常态。社会广大群众对新时期全面深改热情很高,抱有极大期待,但经过几年实践,诸多领域的重大改革大都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广大群众缺少对改革成果的获得感,对改革前景表示担忧。
2017年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执政高层将扭转经济下行长期趋势的希望放在这个带有全域性意义的改革上,投入精力甚大,督促力度空前。然而这项重大改革的推进和落实尚需努力。比如这项改革要求用市场办法「三去一降一补(却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推动结构调整,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打造新体制新机制,但是「落实」的结果,却是更多地动用政府行政手段,将经济运行更深地拖入到「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国企垄断」为特征的原有轨道上了。「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这个重要的领域没有实现大的突破,对执政的负面影响较大。在十九大召开的2017年这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已长达9年的经济下行趋势恐怕仍难以改变,保持经济增长的难度更大,调结构、促改革的障碍和制约更多。
突破国企改革「最大难点」
有来自高层内部的消息称,中共高层人士不久前特别召集「中央深改组专项小组」的几位负责人士,就如何使全面深化改革的诸多方案、举措真正落实、见效问题研究对策和办法,高层人士要求「必须抓住重大改革领域内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找准『突破口』进行攻坚,落实改革举措,力争在十九大前取得明显成效,让人民群众增加获得感,增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会上作出决定,以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抓住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重大关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中央领导人倚重的一位「专项小组」负责人抓这项改革的落实。这位人士提出「以问题为导向寻求改革路径、通过抓典型落实改革举措」的推动改革举措落实的方法,颇得高层的看重和肯定。他将混合所有制改革选定为落实深化国企改革举措的突破口,是看准了落实这项改革具有撬动国企改革这个「最大难点」的最大效应,具有带动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设计和布局中占有核心位置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大作用。
将中国经济拖入长期下行轨道的最根本原因,是错配资源要素的「政府主导」、压制挤占居民消费需求破坏资源环境的「投资拉动」、扼杀市场活力和创新的「国企垄断」这「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而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入手,则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最佳选择。这次会上还提出在金融、科技、教育、养老、生态等领域抓出一批好的典型案例,以点带面,推动改革落地见效,以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多点开花,互补共进」的「共振」效应。
据观察,近段时间以来,电力、油气、铁路、军工等领域的国企混改已经全面提速,而国家发改委明确的6家央企混改试点方案近期有望加快批覆。随着垄断领域央企率先破题,将「以点带面」式地带动其他关键性领域的国企混改。这对改变全面深化改革的状况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啃下「最难啃的骨头」
研究改革方略的人士向执政高层指出,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最难啃的骨头」,不是改革的哪个领域哪个问题和矛盾,而是大多数党政干部的「不作为」。其实,在1980年代的中国第一轮改革中也存在党政干部对改革无热情、不作为。这一次叫「上热下冷」,上一次叫「两头热中间冷」,这个「下」和那个「中」,都是指党政干部这个阶层。严格讲来,党政干部阶层属於「官僚」这个进行社会管理、维系国家正常秩序的制度群体,是国家和社会存在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以来政府权力大、行政力量强而社会发育差、自治能力弱的国度里,官僚阶层普遍存在一种习性,就是一旦他们的利益、权力偏好得到满足,他们都倾向於保守和「维稳」,对新事物新创造新变化很少有宽广胸宽容心宽松度,更不用说去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与进步的事业了。在对待改革的不热情及不作为上,党政干部这个阶层、群体在上一轮改革中和这一轮改革中其实没有太大不同,但是上一轮改革中党政干部的不作为并没有对改革产生那么大的阻力和干扰,改革并没有因为他们而中断而不能「落实」;但在这一轮改革中,大多数党政干部的不作为却具有让改革「停下步」、「冷了场」、「退下台」的能量和作用。这的确让人费解,人们也找不到解决「不作为」问题的有效办法。
研究人士向高层建议,要真正改变全面深化改革停滞於「不作为」的状况,就不但要增加民众对改革成果的获得感,还要扩大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度,从壮大社会民众参与改革的力量、减少和限制党政官僚包办改革事宜权力的路径切入,抓住十九大召开的有利时机,深化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幅度地减机构减人头,在国务院大部制机构改革上迈出更大的步伐,从体制上巩固简政放权、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果,为创新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打好基础,把更多更大权力交给社会还於民众,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发展进步的主体力量。如果十九大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那么这个大会对中华崛起与复兴大业的贡献将功莫大焉。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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