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从香港名作家倪匡的”倪匡传”谈起(下)

当然，倪匡说回港是“晚节不保”是另有原因的。自从离开大陆逃到香港以后，他曾经发誓，除非中国共产政权垮台，他绝对不会回大陆。香港回归以后，香港九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将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倪匡怎么能继续在香港生活下去？倪匡逃港决不是他犯了什么“反革命罪”，只不过从一个破桥上捡了些碎木材作烤火取暖之用。但是他已经被判了“反革命”罪。他坚信“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他的”，他怎么能够回去？而现在他又回到了虽然已经回归中国，但仍然是“生气勃勃”的“地球上的一块福地”香港。而事实上在50年以后，香港有极大可能仍然会像今天那样的一块“生气勃勃的福地”。这只要比较一下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前后30多年在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上的重大的进步就可以知道，何况是香港？但是，今天的香港，虽然繁荣依旧，人们仍然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港独和去中国化的邪恶幽灵侵占了这块福地。像亲日势力勾结台独分子那样，以美国的极端反华势力为首的西方人士，也企图以“港独”和“香港人治理香港”的思想，以反共的面目出现，实施其以反华为实质的对华政策。港独势力其实是美国在重返亚洲之前，意图遏制和围堵正在崛起的中国的世界战略，特别是亚洲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想用反对中国共产党独裁统治为名，实施其反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为实的政策。香港和钓鱼岛或南海的岛礁一样，是中华民族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是的，香港人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自从1949年以来，几乎没有人不反对毛共政权的残暴统治和倒施逆行，可是没有人要把以割裂国家领土的方式来达到反共目的。当然，在九七回归以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人虽然反对中国共产党，但是不必担心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可安心过其殖民主义者给与的自由生活。殖民地之下的香港人生活虽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因此香港人从来也没有关心过香港迟早要归还中国，他们所关心的是自由的生活权利。可是当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以后，他们虽然仍然过着与以前殖民时代没有两样的实际生活，却开始担心50年以后是否也能够保持同样的自由生活方式。这种担忧固然太早，但也可以理解。只是他们在无意中，受到了像台湾那样的植根于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皇民”思想的台独理念的污染，想把香港也变成完全脱离中国，成为西方殖民地的“港独”思想。因此，他们不但反共，而且开始反华，更推而广之，陷入了反对一切不讲标准广东话的中国人的极端思想。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居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只是香港人。而且对所有非香港本地人持极端的仇视敌视态度，把他们称作“蝗虫”。并在大街小巷对大陆游客当众进行侮辱和咒骂。“占中运动”就是这种反华思想的集中表现。

正如倪匡所说的，香港这么细小的地方，怎么能够离开大陆而生存？事实上，香港人完全忘记了的一点是，1949年以后，如果香港没有来自大陆不讲广东话的诸多人才智慧和大笔资金，如果没有大陆逃港的几百万难民的辛勤劳动，如果离开了中国大陆的从谈水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香港能有今天的繁荣吗？如果离开了像来自大陆，只能讲不标准广东话、倪匡那样的几百万人才和智慧的贡献，香港能有今天的富裕吗？

是的，倪匡非常反共恐共，可是倪匡和绝大多数的反共华人一样，并不反对自己的祖宗，并不反华。倪匡表示，在国家大事和政治问题上，他只是因为年纪太老“不管了”。倪匡在其自传中清楚地表示，“已经七十出头了，我觉得世界上一切事情都与我无关了，现在对外界的事情完全不关心，无论是政治混乱也好，还是有没有选举权也好，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完全不管了，放下了”。是的，倪匡仍然反共，他对共产党独裁专制本质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可是尽管如此，在香港问题上，他还是表达了他的非常朴素非常忠实的意见。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爱不爱国是一回事，香港根本不能不靠内地，从开埠以来，人才，物资都是从内地而来，香港地方小，根本没有办法独立生存”。显然，倪匡非常希望“让香港的盛世继续下去”。

亚洲周刊在“去中国化的寒蝉效应”一文里指出，如果倪匡今天才从大陆逃到香港，他会面对什么命运？他可以从底层做起，重复他昔日写作的传奇，成为傲视文坛的作家吗？答案是否定的。他可能很快就会被排斥，被那些网络恶少毒骂为“强国人”，是来香港抢走香港人的饭碗，是不怀好意的“第五纵队”。如果他去旺角或铜锣湾，可能会被一些愤青举起中指，甚至是口水吐面，因为他被人听到说起了上海话或普通话。事实上直到今天，倪匡的广东话仍然是“上海广东话”，这就已经足够成为被香港人歧视和反对的对象。其实，就是那位在大街小巷高呼“反对大陆化”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毛猛静本身，也不是香港本土人，他也是来自宁波的大陆人。香港赫赫有名的像金庸，徐速，李辉英，南宫博，熊式一等文人作家，香港船王包玉刚，香港回归后的第一届特首董建华，以及无数金融界，银行界，学术界的巨头，也都是来自大陆，他们很多人连广东话都不会讲。可是他们是无可或缺的建造今日香港的大功臣群体之一。

以前，香港基本上是一个没有语言歧视，没有地方主义，没有反华情节的城市。香港人对广东话的态度，也如上海人对上海话，福建人对福建话一样，无可避免地有乡土情结，但是讲中国国语从来不会受到歧视以至于敌视。事实上，据本人在香港居留期间的感受和经验，当时逃到香港的大陆人，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国语而又能够学讲有若干上海口音的广东话的人，还受到褒扬和鼓励。笔者的广东话同样有乡土口音，可是与香港人的关系一直非常融洽。还经常被香港人称赞“广东话讲得那么好”。从来没有听到过或见到过像今天那批愤青那样的极端分子，把反共与反华连在一起，甚至于轻薄到把同一祖先遗传下来的同胞称作敌人，居然称不会讲流利广东话的华人为“必有异心”的“非我族类”，称香港人与大陆人之间的不同为“敌我阵营”。难怪亚洲周刊要把这种怪现状称作语言上的“麦卡锡主义”。

我们生活在加拿大的华裔都知道，魁北克的法裔，也在语言问题上唯我独尊，他们不准加拿大的国语英语在魁北克通用，把法语驾临于英语之上，还成立语言警察监控和限制民众使用英语，违反者甚至还受到罚款乃至监禁的处罚。这种行为固然叛逆和受到反对，但是法语和法文是法国人的民族语言文字。香港人也是中国人，他们所使用的文字也是中文，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叛逆呢？这令人想起了鲁迅曾经把类似的怪僻行为，描述为“站在原地，猛力拔着自己的头发，意图把自己从地面上拔离”的举动和形态一样可笑和可悲。香港人怎么能够与自己的族裔和血脉隔离为敌呢？我真担心倪匡的“倪匡传”是否会因为他是大陆人，不会讲纯正的广东话，又不是用香港的广东口语发表而遭到某些香港愤青的鄙视，轻视乃至歧视(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