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到六四

Despite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protests in China – include May 4 movement and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ion, China has moved backwards away from a democratic society and is experiencing a nationwide corruption crisis.

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现在已近百年，如今鲜见人谈论五四，是官府怕触碰五四民主精神的这根神经，还是民间对官式的宣传不以为然，或是民间对民主已不敢奢望，笔者以为皆有之。近百年了，国家长进了多少？五四过后是六四，六四该算是这百年中的一件大事。可悲的是，六四在时下大陆已成遭绝对封杀的敏感词。

1919年因为《凡尔赛和约》剥夺了中国的权益，将一战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境内的殖民地区域和利益转交给日本，触发了国民愤怒，由北大学生起事抗议将矛头指向北洋政府，进而扩展到工人、市民、工商、知识界等广泛阶层。五四由反帝的民族矛盾，引发对封建军阀政权的民主诉求。五四有个胜利的表面结局，被捕学生释放获自由，政府撤销了相关负责官员的职务、责令谈判代表不在和约签字。民主意识民主精神，第一次在中国产生和实践。

五四后的七十年爆发了1989六四学运，同样是北京大学生起头，同样唤起市民等各阶层的同情和共鸣，遗憾的是六四却以流血镇压划上句号。六四的背景并无民族矛盾的出现，在“党天下”里，只能以悼念胡耀邦，发泄对物价上涨、官倒腐败及现代慈禧式专权的不满，其本质诉求仍是民主。虽然六四的格局逊于五四，但其惨烈古今未有。当时学生的诉求有欠明晰，加之学运牵动了执政党政权的内部斗争，用几十万正规军对付街头的学生，其过当程度大概只能用政变还说得过去。六四，可谓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次失败的实践。虽然学生要求对话并非夺权，但用某元老的话说，政权是我们打下来的拿命来换。如果说五四还有民族矛盾作主导，那六四则完全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

六四虽然失败，但“权力在官场，道义在民间”，执政政权从此陷于道义合法性的危机。为了对付这种危机，以经济优先牺牲环境资源大搞GDP 崇拜；思想上以三个代表模糊和缓解矛盾；拼命强调稳定第一，以致有治安维稳经费超越国防预算的中外奇迹。六四直面当局的民主诉求失败，但对日后的民间维权的兴起，无疑具积极意义。孙志刚案引发的废改收容制度维权、南方都市报反新闻检查维权、艾滋病及乙肝患者维权、反环境污染及工作维权、拆迁维权、以及最近的三八节反公共场合性骚扰妇女的示威维权等，表明民众要求平等和正义的民主诉求生生不息。

著名学者资中筠说，“国民党的时候是官场腐败，社会其他方面：学界、文化、新闻及工商企业，没有全腐败，所以政权被推翻了，社会还有救。 而现在，各行各业都腐败，而且已经见怪不怪，连小学生都知道要家长给老师送礼，以便对自己好一点。他们长大了就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了。 下一代如果这样下去，恐怕就根本不在乎什么公平正义，而是认同腐败的规则。整个民族从精神上烂掉”。

民主即便不完全能消除腐败，至少是反对腐败遏制腐败。中国现在的民族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是谁造成的？这大概怪不到民主和当年学生的头上罢！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罗隆基，至今还躺在棺材里戴着摘不掉的右派铁帽子，六四后流亡海外的当年学生和异议分子至今有家不能回，王炳章及诺贝尔奖获者刘晓波等思想犯还在狱中蹲着，民主或许此时还来不了，但起码该尝试民族和解吧。

如果说当年五四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那六四的对话民主和对政权的程序化诉求以及今日的维权民主，则是欲以宪政民主维系国家民族以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