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专栏：阿志和若兰的故事

素有花城之称的广州市是中国的南大门，珠江河是广州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她孕育了勤劳智慧的广州人。这里的人们都习惯把珠江南边的地方称为河南；北边的则称为河北。南北之间有一座海珠桥把这座城市连接起来。

 

在海珠桥北端桥脚矗立着当时全城最高的大楼——二十七层的“广州宾馆”。宾馆门前屹立着一座一手握枪，怀抱鲜花的解放军战士的石像。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红卫兵说鲜花是封、资、修的东西，就把石像封了，刷上红彤彤的标语。

 

这天，时至深秋，落叶纷纷。清晨的天空一片灰蒙蒙 。整座城市还沉浸在睡梦中，只有早起的环卫工人手握着竹制的大扫把清扫着马路。唰、唰、唰一声又一声的扫地声打破了黎明时的寂静，扬起了一阵阵的灰尘。

 

这时，从广州宾馆后面的一条小横巷里，急冲冲地走出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叫阿志的男子。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他的老婆——一个疼得吡牙咧嘴的弓着腰的临产的孕妇。他们正赶往惠福西路的卫生院，因为若兰没有广州市户口，不能去大医院生小孩，只能去离家最近的简陋的卫生院去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一到卫生院，阿志的心里就踏实多了。但经检查后医生告诉他：因为是头一胎，孩子是没有这么快生下来的，叫他先回家，下午再来。

 

阿志是一家工厂的机修工人，因惦记着厂里的工作没有交待好也没请假，就决定先回工厂，下午再来陪若兰了。

 

哪知天有不测之风云，当他骑着自行车从河北经过海珠桥，气喘喘地赶回在河南工厂的时候，一进厂门就被两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一左一右的扭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车间的会场里，推倒跪在地上。随即有人上来按下他的头，把预先准备好的，用厚钢板造的，上面写有“打倒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挂在他的脖子上。阿志只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那块五公分厚的钢板有30*40公分那么大，只用一条细小的铁丝拴着。一挂在脖子上，钢丝就像镶进了皮肉里，那种滋味是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

 

下面的人都是同一个车间的工友，阿志的人缘好，平时跟大家都是有说有笑的，谁有困难他都乐意帮忙。所以当造反派的头头把他押上会场时大家的心里都感到很突然。但仍只能跟着几个头头高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等口号。而阿志除了忍受着肉体上的疼痛，脑海里只有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受到批评。只焦急地惦念着临产老婆的安危。他默不作声咬紧了牙根，忍受着一阵比一阵难忍的彻骨的痛。

 

就这样被批斗了两个多钟头，那个头头说：“这是个十分顽固的家伙，看来他是不会这么容易就老实交待罪行的。先把他关进牛棚再由广大革命群众来揭发吧！”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阿志被关在车间角落的一间小黑房里，门外有两个工人纠察队的队员看守。尽管他喊破喉咙也没人理睬他，他已经筋疲力尽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好躺在地上，孤独而无助地不断反问着：“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原来，阿志在湖南念完大学的时候，赶上了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期，因为湖南的饥荒非常严重，而阿志的家人又都在广州，所以他不愿意留在湖南工作而回了广州。当时广州的就业情况也不好。政府号召青年人下乡支援农业生产以缓解就业的不足。并发放了“户口保留证”承诺务农期满后可持“户口保留证”回城入户并优先安排工作。这一招对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有一定的诱惑的，他们看着盖有鲜红的印章，由市政府签发的“户口保留证”，相信政府说话会算数的，故不少人就主动报名下乡，想着反正自己年轻过几年返城工作也不错。

 

阿志和若兰就是这样在下乡务农的人生旅途上相识的。阿志是1962年下乡的，他持有三年期的户口保留证；而若兰是1963年下乡的，她们持有四年期的户口保留证。

 

他们来到了座落在广州市郊区的一个干部农场里，当初建场是安置那些被划为右派或犯有某些错误的市委干部的。这里离城不远，是典型的丘陵地貌，小山接着小山丘，山与山中间有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溪，还在山背后的拐弯处形成一个清水潭。清凉的溪水，隐秘的山背后成了一个夏季洗澡和游泳的天然浴场。

 

在山的半腰建有四座房屋，每一座都有八个房间，是农场职工的宿舍。山脚下是一个又大又平整的晒谷场，晒场旁边还有两座作仓库用的房子。十几级斜斜的石阶从晒场通上宿舍，石阶的右边从后山坡处有一条日夜流水不息的清泉，水声淙淙不断，真是山青水秀，环境优雅。

 

这就是阿志和若兰他们先后来到的一个远离农场场部的作业区，作业区里除了几位老农和到六十年代还不能返城的老干部外，就全部是下乡务农的青年人了。

 

作业区的主任是一位高高瘦瘦的下放老干部，大家都叫他“高佬主任”，他有着一副儒雅的外貌和慈父般的心肠，把这些青年人当成自己的子女般地看待。

 

作业区分有三个生产队，分别是：农业队，果林队和畜牧蔬菜队。阿志被分配到了农业队，主要是种水稻、花生和甘蔗等农作物。下乡不久，在几位老农的指导下，阿志就成了干各种农活的好手，犁耙播种，插秧施肥等等技术都学会了，他还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把每块地都丈量好并画了图，制成了一本“田亩册”。他积极的工作态度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赞赏，很快就当上了生产队长。

 

若兰被分到了果林队，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被委任为组长，她们是种植和管理柑橙、木瓜、荔枝和榄树等。经过他们的不断开荒，附近几个山头都变成了菠箩山，她们种植的菠萝和甜橙甚至会送上北京供首长们食用。

 

这帮生龙活虎的年青人虽然都爱嬉笑打闹，但毕竟是初尝离开家人的滋味，有些人一到夜里会偷偷地想家甚至哭泣。为了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作业区里办起了夜校。阿志是教数学的，而若兰是教语文的。他俩还主办播音室每天早上起床钟声响后，大家都会听到悠扬的音乐声和悦耳的读报声。不但如此，他们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不少的小品、相声和舞蹈。参加过十大农场的文艺汇演。每月出版的墙报也是由他们征稿和编辑的。若兰写的文章经常被登载在农垦局的报刊上并受到好评。

 

就是这样，在工作和生活中，阿志和若兰结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不甘落后，互相鼓励，连年都被评为“五好青年”“先进生产者”。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65年。持有的三年期的户口保留证到期了。和阿志一起在62年到农场来的青年如愿地回到了广州市，并恢复了户口并找到了不同的工作。阿志也在一家工厂里当上了机修工人。

 

这让若兰和她一样持有户口保留证的人看到了希望，她们憧憬着再过两年也能像阿志一样，回到广州工作和生活。

 

然而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农场里当权的老干部都被一一地打倒了，靠边站了。代之而上的是一批六十年代从部队复退下来的军人。他们都当上了农场的党委书记，武装部长和各个作业区的主任和生产队长。所有的一切都起了覆地翻天的变化。每天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外，每顿饭也要在宿舍里集体念诵一遍毛主席语录，才能到食堂里吃饭。不少人也组成造反兵团甚至回城造反了。一些为了争取入党、入团捞取政治资本的小爬虫打出了“干革命不能半途而废，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口号来，并首先带头交出了户口保留证，以表达坚定的革命决心。随后就大肆宣传要求所有的人都把保留证交出来，要不就是不革命或是反革命了。

 

在1967年四年的户口保留证到期的时候，这批人都不能如期地回广州去。面对逆境，不少人也曾经抗争过的。广州十大农场和到四乡插队的持有户口保留证的人曾组织了一个叫“六一、二、三”的造反兵团去农垦局、粮食局和市政府的门前静坐示威。有一次他们抬着两口纸制的棺材到中山六路的粮食局门前抗议。打出“还我户口，还我粮食”的标语。又有一次，他们高喊着“打到钟*”（钟是当时的广州市长）的口号在市政府门口与端着明晃晃刺刀的卫兵发生了冲突，一个走在队伍前面的青年被刺刀划破了脸鲜血直流。兵团的头头怕引起更大的冲突，只好下令收兵了。

 

慢慢地四年又四年都过去了，回城无望是摆在他们眼前的事实了。这些少不更事的青年渐渐地老了。农场里召开的“五四”青年节的大会也不让他们参加了。婚姻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人生大事了。

 

虽然按当时的政策他们没有城市户口，生下来的孩子不能入户广州。而且没有户口也不能到大医院生小孩，只能去卫生院里生。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也顾不上太多了，很多人都纷纷迈进了结婚、生子的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了。

 

阿志和若兰也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决定结婚的，并很快就有了孩子。他们万万没想到还未尝到初为人父母的喜悦，却遭此突而奇来的无妄之灾。

 

阿志躺在“牛棚”的地板上，极力忍受着皮肉上疼痛的煎熬和心灵上前所未有的屈辱。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他扪心自问，一直以来自己都是个积极向上的人。念书的时候是备受老师和同学们关爱的好学生。初中毕业的时候，他本来不念高中而报考中专学校以早日参加工作。是班主任硬是帮他报名去上高中的；后来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他打算停学了，又是班里的十几位同学每人每月给他五角钱让他能继续学业。每想到这些都让他感激不已。所以阿志不但学习成绩非常好，还是运动场上的好手。他参加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既是国家的田径运动员也曾经是湖南省足球队的球员。自打工作以来，不论在农村或是在工厂都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前不久，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还找他谈话，要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把他列为发展入党的对象。可怎么一下子会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呢？真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那边厢的若兰经历了八、九个小时的阵痛后终于生下了一个八磅重的胖小子。她满心的喜悦同时又极期的疲惫，更没想到一场灾难会毫无征兆地降临到她家。

 

一直到夜幕降临，极度虚弱而又饥肠辘辘的若兰已经是一整天没有吃过东西了，卫生院里是没有食品提供的。可怜这个刚生完了头胎儿子的新妈妈就算望眼欲穿也等不到老公的身影，也没有一粒米下肚。她就这样孤独地在卫生院度过了她一生难忘的一晚。只能无助地念叨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