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
来源: 李鹿
编者按: 2017年6月6日 是中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百年诞辰日。在中国北京和其他城市都将有多位中国著名指挥出场的纪念音乐会。在多伦多的李德伦音乐基金会将在6月24,25日举办李德伦百年诞辰活动, 包括6月24日下午由中国著名指挥卞祖善主讲的《中国交响乐创作百年回顾与展望》和回忆李德伦指挥座谈会,6月25日3:00 的李德伦百年诞辰纪念音乐会及25日晚的音乐沙龙(不靠谱沙龙), 冷餐会和电影晚会三个活动。
为配合这次纪念活动, 大中报将陆续发表有关李德伦指挥的文章。包括李德伦的女儿李鹿写的《我的父亲》,张泰宁的 《海外知音为大师送行 》,黄安伦的《李大爷指引我写交响乐》和黄宗江的《读李德伦》。 有关纪念活动咨询:info@lidelun.org.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四人帮被粉碎了,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父亲也不例外,他打电话给我让我陪他去红霞公寓探访他师大附中时期的地下党战友,老同学李琦。当我和父亲一踏进李琦叔叔的家门,两位老人就相拥而泣,李琦叔叔对父亲说:“德伦啊,我对不起你。7、8、9月追查‘谣言’的时候,他们问我所说的‘谣言’是从哪听来的,我不能说啊,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对他们说是听你说的啊!”。父亲说:“那时专案组一找我问这个事,我就知道此公有难,我当时就把这个事给兜了下来,现在好了,四人帮垮台了,再也没有人会追问这个事了。”两个人还谈了很多往事,都高兴得不得了。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文革期间父亲受过江青的“重用”,被文化部派来的工作组列为“讲清楚”对象。好容易躲过四人帮追查的父亲又面临另一次被审查的局面。这一次,父亲的心情非常地压抑,除了每天在家用小车推着我的女儿小举到处走走以外,就是我母亲陪伴着他到郊外散步,以排除心中的烦闷。
1977年底,有一天大风降温,我的女儿小举闹着要去地坛公园玩,父亲带她去地坛,回来后着了凉,引起感冒发烧,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员贺大均的爱人正好是第六医院的医生,他建议父亲到第六医院去好好查一查,也正好借这个机会避避风头,这样父亲就住进了第六医院。感冒虽然好了,但是每天还是发低烧,而且血沉也不正常,医生怀疑他有其他的病症,可就是查不出来。这时,父亲留苏的老同学心脏专家顾复生教授听说了,就把父亲转入了友谊医院。当时团里认为父亲装病逃避运动,多次派人找友谊医院交涉,希望友谊医院允许他们找父亲交待问题,还提出要派工作组进驻医院。顾复生医生气愤地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是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运动场’!”从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一直到1978年5月,大夫查房时发现父亲的左肾的位置不正常,有一点下垂,怀疑长了东西,可是当时中国还没有CT等先进的检查设备,只能初步诊断肾可能有问题,具体情况还得等做了手术再确诊。这个消息,使我和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们忧心忡忡,这件事还得瞒着奶奶,我们不能在家里讨论父亲的病情,只能每天在友谊医院外面的马路上见面,母亲和子女之间互相安慰,盼望着能够渡过难关。我回到我的婆家,对我的老公公说起了父亲的病情,我的老公公是同仁医院的院长眼科专家张晓搂,他与肾科专家吴阶平是协和医学院的老同学,我公公听说了父亲的病情后非常着急,马上找吴阶平教授,请他给父亲做手术。但是父亲的病症到底在什么位置无法确诊,只能等手术时打开了再看,所以医院为了父亲的手术准备了两个手术班子,一个班子是肾科,另一个班子是外科,如果是肾的问题,就由肾科的大夫做,反之,就由外科的大夫做。乐团的工作组一听说父亲罹患癌症就再也不作声了。
手术的这一天,我们早早的就来到了医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等待,吴阶平教授从手术室里走出来,对母亲说:“是癌症,直径10公分,包膜还没有破,未见转移,已经摘除了左肾,你告诉他吧。”
我们在医院陪了父亲一天,等父亲睡着了,我们才离开医院回家。当我们快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我和母亲走到了我家楼外的小马路上,发现我家窗外黑压压的站了很多人,有的人见到了我母亲,就过来抱着母亲哭了起来,原来是乐团的一些同事听说我父亲得了癌症,而且那天做手术,都跑来打探消息,可是又怕惊动我奶奶,所以都在楼外面等我们回来。我们一进家门,发现每间房间里都坐满了人,谁也不说话,都在默默地等待。奶奶很奇怪地问:“今天是怎么了?家里来了这么多人?”正在这个时候,韩中杰叔叔推门进来了,他莽撞地问:“怎么样?老李的手术顺利吗?”一语道破了天机。奶奶急忙问:“做什么手术啊?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我们连忙劝奶奶:“不是什么大手术,是个小手术,没什么事。”奶奶这才放下心来。
尽管父亲抱病住在医院里,但这并没有阻止乐团的同志们来医院看望他,他们有的半夜跳墙进入病房照顾父亲,有的白天来给父亲修理收音机,有的做了好吃的给父亲送到医院来。虽然父亲那时是一位正在被审查的人,在那个时期来医院看望父亲的人却络绎不绝。
父亲在友谊医院住院期间,小泽征尔到了北京,提出要见父亲。当时的接待单位对小泽征尔说李德伦病了,小泽征尔提出要到医院探视,为了避免小泽征尔见到父亲,他们对他说李德伦在外地住院,不在北京。所以那次小泽征尔没有见到父亲。后来部领导让父亲给小泽征尔写了一封信,说明他的病情,父亲照办了,并将写好的信交给周巍峙伯伯看了,才寄给了小泽征尔,以打消小泽征尔的怀疑。手术之后,父亲由母亲陪同到广东肇庆休养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父亲在肇庆接到一个电话,说小泽征尔又要来北京,让他马上回北京见小泽征尔。父亲到了北京并到首都机场去接机,接着就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小泽:“Are you all right?" (你好吗?)
父亲:" I am all right." (我很好。)
小泽:"Do you start to conduct Central Philharmonic?" (你现在开始指挥中央乐团了吗?)
父亲:" No, not yet, after ill I must take rest." (我现在还没有指挥,因为病后还必须休养。)
没想到,旁边有一位对英文半懂不懂的家伙向文化部告了状,说李德伦告诉小泽征尔说他没有得病,不让他指挥……
当时的赵启阳部长找父亲询问这件事,父亲说:“我都给小泽征尔写了信,告诉他我生病了,怎么可能又告诉他我没病呢?”赵启阳部长也觉得是有人无事生非,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在那个时期,父亲经历了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磨难,他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对这些他从不在意。不久,他又拿起了指挥棒,他用他的全部的精力重新开始了在中国普及交响乐的艰苦历程。有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评选抗癌明星,我开玩笑地对父亲说:“爸爸,你应该报名去参加评选抗癌明星,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选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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