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30年了

                                 

六四事件转眼已经30周年了，今年还有五四运动100周年的大日子。五四运动的时代背景国人大都知道，五四为国家民族喊出了鲜明的口号：民主和科学。科学在中国多少有进步，可是民主却离国人仍相当遥远。1989六四时学生及民众虽在行动上体现了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但当时却未曾打出自由民主的鲜明口号及政治诉求。因担忧当局报复而采取的被动周旋行动，以及欲在体制话语体系的框架里与当局作无谓的争辩，最后当局以捍卫政权的名义动用军队而严厉镇压了运动。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早于六四事件40多年，如今每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已成为台湾“和平日”之国定假日，可六四难胞的天安门母亲却只能以泪洗面，或每年于六四敏感日被“休假旅游”。仅在1989年前的几年，台湾也处于类似大陆的威权专制的状态，可民主人士不惧打压或坐牢，于六四前的1986年旗帜鲜明地成立反对党“民主进步党”。1990年李登辉才特赦美丽岛事件政治犯，允其参选公职。可大陆却反向越行越远，以致反对派们或民主人士，只能在海外成立种种组织隔空呐喊。除了有点历史的海外民运联席会议、民联、民阵、北京之春、魏京生基金会、中国宪政协进会、民主党和社民党等，还有较新的共和党、民主党世界同盟、反政治迫害同盟、大陆政避者同盟、独立笔会和未来中国及中国烈士旅等众多大小团体。华人社区的特点本来就是山头多，民运的江湖也不例外。有趣的是，总共没有多少人，去年多伦多的六四例行纪念会，在一个不长的下午时间，还分成上半场和另一泼人的下半场。

今年乃六四事件30周年，是个比较重要的时段，多伦多的有关人士已经开启纪念活动。前不久在电视看到王丹在多伦多中文频道受访谈六四，呼吁不要忘却六四，自称对社会制度研究无专长，不管什么制度下仅希望中国人民活得自由和有尊严。在一个社会制度和政治氛围不明朗的状况下，何以取得并保持自由和尊严？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模糊，或许正是当年六四惨败的原因之一。海外民运江湖鱼龙混杂，有吃民运饭的，也有西方和台湾豢养的，或有拿内地津贴的，更有期待大陆有变、或等招安回去找个座位的，就是少有像刘晓波那样敢于牺牲不顾安危、勇敢高擎自由民主旗帜的华夏汉子。



简单比较台陆两地社会之自由民主的发展，而一味责难内地人士欠缺胆色似不太公允。台湾国民政府即便在戒严专制时期仍有正常的法制，民众在言论、出版以及选举上仍具最基本程度的权利，再加上执政当局常识化地无意往死里强力打压自由民主思潮，基本的宪政框架保证了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想往，当然那时美国及国际社会的支持或压力也是台湾社会良性发展的因素之一。

六四作为惨案也好，或者如内地当局刻意淡化的风波也罢，都已成历史，但却是民族心中难以磨平的伤痕。不忘历史牢记教训，乃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正确评价六四，促成民族和解，执政当局的历史死结或许得以解套，全体国民的信心提升有利于国家的内部团结，从而使国家真正走向繁荣。马英九曾说：“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可见给六四解套，对自由民主的五四中国梦、于国家民族的意义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