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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多现在道歉是否为时已晚?《环邮》社论
For Justin Trudeau,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环球邮报》4月3日发表的一篇社论文章称,假设你是加拿大总理,现在的时间是2019年2月中旬。
 
在一周前,《环邮》刚刚爆出总理办公室施压前联邦司法部长兼检察总长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干预SNC-Lavalin刑事起诉进程的新闻。尽管之后有越来越多能够证实这一指控的证据和细节信息日渐浮出水面,但王州迪尚未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所以,此时仍有转圜的余地。
 
想象一下,在2月中旬的一天,你的顾问们来到你的面前,然后对你说,总理,此事会导致我们的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我们必须加以应对,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是总理承认错误并进行道歉。总理可以说,虽然他和他所领导的政府一直坚持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但他现在才知道,在他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时候,他手下的官员却越了线。
 
向联邦司法部长施压违反了检察官独立原则。鉴于加拿大是法治国家,这种事绝不应该发生。现在错误已经犯下,但政府会采取措施确保此类事情不会再发生。政府为此作出道歉。
 
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然后结束这场风波。
 
这条路堪称和解之路,其既可以让联邦自由党和其团队中的揭发者和解,也可以让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和解。
 
第二条路是拒绝道歉,拒绝认错,拒绝承认愈演愈烈的丑闻。但是,如果你选择这条路,你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将会失去两位最重要的部长,一位最亲密的顾问还有加拿大最高级别公务员。但尽管损兵折将,也仍然无法平息这场风波。


 
面对这两条路,你会选择哪一条?
 
《环邮》的社论称,SNC-Lavalin事件仍有许多内情不为加拿大民众所知。但至少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的是,特鲁多政府曾一再试图施压加拿大司法部长采取特别措施,以推翻加拿大检察院检察长独立做出的决定,为SNC-Lavalin公司提供延期起诉协议。
 
从理论上说,现在已经有一些令人信服的法律论据支持当局使用延期起诉协议去追查涉嫌违法的公司,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种选择会成为加拿大法律一部分的原因。
 
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像SNC-Lavalin案这样的案件,有关起诉的决定必须让检察官去做,或是在特殊情况下让司法部长去做。所谓法治,即意味着政客、政府工作人员乃至总理都无权决定应该指控谁,不应该指控谁,或谁可以签署认罪协议,谁应该接受审判。
 
法治的重要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其影响比《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更深远,其历史也更为久远。法治乃立国之本。


 
社论称,联邦自由党政府试图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王州迪,有关她的各种传闻不断散播,其中包括同事很难和她合作;她曾推荐一位保守的法官担任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最糟糕的是,她是一个喜欢自我炒作的政客。
 
但是,即便所有这些传闻都是真的,这也和真正的问题,即政府是如何插手SNC-Lavalin起诉案无关。这个问题和王州迪的个性毫无关系。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本可以通过举行全面的听证会,弄清事实真相并提交相关报告帮助联邦自由党政府摆脱困境。可是,联邦自由党却利用在众议院的多数优势停止了对SNC-Lavalin事件的调查,这是错误的做法。联邦自由党剥夺了政府立法机构去做其有权做的事情,也就是监督行政机构之行为的机会。相反,总理办公室仍在继续主导政府行为。但是,特鲁多及其领导的政府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
 
在这起丑闻中,最糟糕的就是自由党的政治误判还不是最糟糕的部分,这只能算是个插曲。联邦自由党政府每次试图混淆真正的问题时,不仅会削弱自身的可信度,还会淡化特鲁多在上台执政前很久就确立的原则。而这会侵蚀加拿大的法律基石,或至少有可能会侵蚀加拿大的法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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