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经济蒸蒸日上,为什么我们仍然闷闷不乐?
The economy is on the rise. So why aren’t we getting happier?
来源: 大中报 泊然
你们现在感觉快乐吗?
这个问题不仅是人们闲聊时常常会谈到的话题,可能也是政府未有进行充分仔细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全球分析和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日前公布了2018年度全球情绪状况报告,此次调查采集了来自143个国家和地区共15.1万受访者的数据。在此次调查中,调查人员通过问卷询问了受访者10个有关他们在受访前一天所经历情绪的问题,其中包括是否有多次微笑或大笑,是否觉得受到尊重,是否能充分休息,是否感到担忧、愤怒、悲伤、压力大及焦虑等,并得出了一些明确的调查结论。虽然世界各地的大多数人都高兴地报告称自己有微笑、大笑并觉得受到尊重,但这项已有13年历史的研究项目显示,全球负面情绪已经达到盖洛普调查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调查中,有40%的受访者称自己在受访前一天感到担忧,有33%的受访者称自己感到焦虑,同时也有33%的人感到压力大,还有30%的受访者称有身体疼痛,此外,还有19%的人感到悲伤,有18%的人感到愤怒。在加拿大,压力和焦虑也是尤为严重的问题。
该调查结果也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全球经济稳步增长,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的时代,为什么人类没有变得更快乐?
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内的顶尖社会科学家已经证明,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联其实和大众一般所想的有很大不同。虽然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确保充足的休闲时间至关重要,但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高于较适中的人均水平通常并不能让更多人自我感觉对生活更加满意。相反,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社区凝聚力的强度和社会信任度等其他因素往往更为重要。卡内曼和迪顿进行的合作研究就发现,更多金钱并不一定能买来更多快乐,当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时,家庭成员便会处于幸福感缺失状态,并且收入越低,他们就越不快乐;而对于收入颇丰的家庭来说,无论收入超出$75,000美元多少,家庭成员也得不到更多的幸福与快乐。
包括反传统经济学家乌麦尔•哈克 (Umair Haque)在内的一些观察家亦认为,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众正面情绪得分最高并非偶然。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正面情绪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九个都是来自于拉美,唯一的例外是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的居民大多称自己“每天都有很多积极情绪”。在这一方面,巴拉圭自 2015 年以来一直保持第一的地位,巴拿马、危地马拉也都名列前茅。而芬兰、丹麦、冰岛这些幸福指数常年领先的国家却榜上无名。研究发现,拉美国家的民众往往和社会连接得比较紧密,比如在巴拉圭,人们通常在上午7点到11点工作,中午会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和放松,然后下午3点继续工作,到晚上7点下班,而这种社会习俗和他们的正面情绪息息相关。正如盖洛普的乔恩•克利夫顿(Jon Clifton)所言,拉美民众往往脸上都会带着笑容,他们享受着世界其他地区民众享受不到的快乐。
决策者对此应该注意。目前,在加拿大和世界各地,基于GDP所做的经济增长预测往往会主导从税收到医疗健保再到环保等问题的官方决策。这已经成为政治领域的领导者普遍认同的取向。
但是,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帮助满足真正的人类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的生活,而不是简单地优化一组统计数据,那决策者就应该关注究竟是什么才会催生真正的人类繁荣。
当人们开始质疑现行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时,就是时候应该开始思考评估社会进步的新方法了。长期以来,重新审视GDP一直是政治左派的优先事项,尤其是考虑到标准的衡量方法未能反映环境污染和不平等引起的总成本增加量。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在政治领域引发了共鸣。无论是加拿大国内还是国外的保守派都在不断强调幸福家庭和社会连接的重要性,而GDP通常无法反映出这一点。前中右翼法国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曾明确表示:“除非我们改变衡量经济表现的方法,否则我们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加拿大在制定衡量经济表现的新措施方面起了带头作用。比如,卑诗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约翰•海利韦尔(John Helliwell)就引领了《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的发展。早在1990年代,两位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斯•奥伯格(Lars Osberg)和安德鲁•夏普(Andrew Sharpe)就提出了经济福祉指数(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现在,该指数已经成为全球相关努力的灵感来源。总部位于新斯科舍省的非营利组织GPI Atlantic一直在引领当地新的经济衡量指标的制定,并曾帮助喜马拉雅山下的不丹王国改进由该国提出的用于衡量经济发展的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但作为一个国家,加拿大尚未开始认真思考衡量经济发展的新基准和新措施。在全欧洲会议召开十多年后,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国家统计机构都开始着手制定衡量经济发展的更全面措施。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州份,包括马里兰州和俄勒冈州等也都采取了规模较小的改革措施。
现在,加拿大也是时候扩展和改进现有的衡量工具,以便能够更加系统化地了解 能让人们快乐的因素了。这并不是学术活动。比如,加拿大统计局可以帮助政府机构设定有关自我报告福祉情况的基准。当然,加拿大的政治领导人也需要对这些新措施进行投资,并在国家立法决策方面对此予以重视。
衡量措施很重要,其会反映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鉴于当今社会中的焦虑和愤怒水平不断上升,现在是时候升级我们的分析工具了。让我们停止一味关注经济繁荣程度,开始更多地关注能够促进实现正面情绪更高的社会繁荣的重要因素吧。
*注:本文是《环球邮报》5月2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作者Kim Samuel是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国际发展实践教授,同时也是社会组织Samuel Centre for Social Connectedness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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