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国镇压了六•四 但却点燃了宗教的复苏

《环球邮报》6月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每当齐志勇（音译）回想起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暴力事件，他的思维就会回到那个充满血腥的夜晚，所有灯都熄灭的那一刻又会浮现在他的眼前。当时，齐志勇看到很多坦克和装甲车在四周环绕，扬声器里传来让学生赶紧离开的警告声，发出警告的男生大喊道“他们在杀人！”接着，被子弹击中的齐志勇便失去了知觉。
 
如今，齐志勇的身体仍带着那一天留下的伤痕。在1989年六•四受伤后，他的双腿被截肢。
 
但人们看不到的是，这次中弹受伤让齐志勇的灵魂所发生的转变。


 
齐志勇在六•四事件发生后称：“我一直被教育要相信我们的政府，但政府却开枪打断了我的腿，很多人因此对共产党的教育、政策和意识形态失去了信任，人们不再有信仰。”
 
“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人都去了教堂。”
 
在六•四暴力事件发生后的数月乃至数年时间里，中国各地的人们都开始到教堂和寺庙中寻求慰藉和指引，从而推动了忠于宗教信仰的趋势，而这种趋势也改变了这个仍然是由正式的无神论者领导的国家社会结构。
 
过去3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清除人们对六•四镇压的记忆，在中国国内从互联网上看不到任何相关的内容，并且当局一直紧盯着学生、工人和活动家，以确保抗议活动不会再席卷全国。

但是，宗教历史学家认为1989之后在中国各地迸发的精神火花已经成为是次学生起义的持久遗产之一，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希望人们遗忘六•四事件，但该事件催生的变化仍然改变了这个国家。


 
据西方学者估计，目前中国的基督徒总人数已近7000万人，是1982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基督徒人数的约23倍。此外，在现代中国最直言不讳的评论家，也就是那些继续呼吁国家变革的人权卫士中，基督徒数量也达到了惊人的数字。
 
实际上，六•四事件并不是唯一促使越来越多中国民众信教的导火索。宗教专家称，其他骚动和混乱的时刻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其中包括近几十年来中国开始转向竞争性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的国家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日渐坍塌。
 
中国精神发展方面的顶尖研究员、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学者杨凤岗（音译）称，在六•四大屠杀后，中国大陆有不少人都开始信仰基督教。
 
杨凤岗称，他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曾探访中国各地，这20年间中国所发生的改变带来了深远影响。在1980年代，中国各地的教堂都曾是半空状态，并且去教堂的大多都是老年人，而到了1990年代，中国的教堂里变得越来越拥挤，并且走进教堂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杨凤岗至今还记得在周日做礼拜时，有些人因为教堂里已经没有位置而不得不站在门外的台阶上。


 
牧师徐永海（音译）每周都会在其位于北京的公寓里主持一次小型礼拜，据他称，在北京，许多教堂原先在周日都只是提供一次礼拜服务，但到了1990年代，周日礼拜服务的次数开始增加到三到四次，最终甚至增加到一天五次。在1989年首次踏入教堂的徐永海称，因为信徒越来越多，教堂必须设法为所有人提供服务。
 
据杨凤岗称，在1989年被列为“头号通缉犯”的21名学生领袖中，至少已有四人信了基督教。
 
在通缉名单上排名第五的周锋锁(Zhou Fengsuo)称：“六•四已经成了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我们的信仰体系或多或少都是基于爱国主义和对祖先的崇拜之情建立，我认为六•四大屠杀摧毁了许多中国人的信仰，我们开始扪心自问，是否真的有上帝？真相在哪里？我们该怎么做？现在在家庭教会中有许多富有影响力的基督教领袖都是在1989年之后开始转信基督教。”（中国的家庭教会是在官方管控的宗教结构之外运作。）
 
对于想在中国寻求民主改革的学生来说，基督教还有其他方面的吸引力。有些人认为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密切相关。于杰（音译）在199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虽然没有去过教堂，但却已经开始阅读《圣经》。他称：“当时我们主要讨论的问题都集中在文化方面，比如民主制度和基督教之间的联系。”


 
在2003年，身为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和评论家的于杰成了基督徒。
 
实际上，六•四抗议活动的许多参加者本身都是不信特定宗教的不可知论者，他们参加抗议活动是因为受到哲学雄心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的驱使，这是符合一个崇拜毛泽东而不是神性国家的特征的。历史学家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所著的《镇压人民》（Quelling the People）一书是记录六•四事件的最权威书作之一。但是，尽管该书清楚描述了1989年是如何成为中国现代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分裂点，但其中并未提及教会乃至上帝。
 
在卑诗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担任教授的布鲁克称，在1989年六•四之前，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很紧张，而六•四大屠杀是压垮信任薄弱环节的最后一根稻草，该事件改变了一切。
 
曾在1989年担任中国学生领袖的余侯强（音译）称，许多人，包括那些仍然居住在大陆的人都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并不是由一或两个人造成，而是因为信仰缺失。


 
在六•四抗议活动之后移居多伦多的余侯强成了泛神论者，他说自己既是基督徒也是佛教徒。
 
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吸引中国民众信仰基督教。例如，徐永海牧师至今还记得在1990年代有一些农村妇女为了摆脱传统婚姻中的孤立感而寻求加入宗教团体。
 
此外，中国政府也在鼓励民众通过某些形式的精神修炼，尤其是道家的修炼法，利用冥想和补充营养提升个人的幸福感。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当局也在监督实现宗教的全面“中国化”，其中包括拆除教堂十字架，打击家庭教会，移除清真寺穹顶，以及在新疆西部地区向当地居民灌输恐惧，让他们知道祈祷或拥有《可兰经》可能会被拘禁。

在六•四暴力事件后失去双腿的齐志勇称，即便是在北京，去教堂对他来说也成了一种奢侈，因为许多教堂都已经消失不见。齐志勇在说这些话时身后就有一辆警车，因为中国当局试图在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对人们的行动和谈话加以限制。


 
但即便如此，西方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仍在继续增加。在这些基督徒中，有一小部分可以视作30年前那批学生抗议者最直接的继承者，这些人权卫士仍然愿意公开批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不当运用权力。
 
在中国的人权律师中，基督徒的数量也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因为遭受打压而成为知名人士，在近年来的打压行动中，中国有不少人权律师都遭到监禁乃至酷刑。数据显示，在2015年遭受打压的300名法律专业人士中，大约有15%是基督徒。据一位因为被中国政府禁止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而要求匿名的中国人权律师称，在打压行动之后被判入狱的九名法律专业人士中，有五名是基督徒。
 
因为倡权而在中国坐了三年牢的教会积极分子刘峰刚（音译）现在居住在卑诗省的Fort St. John，他称，有些法律专业从业者是被六•四事件吸引才从事这一行业，在六•四事件后，一群帮老百姓打官司的人权律师突然出现了。

刘峰刚至今仍记得在1989年6月4日那一天路过北京市中心时，看到许多坦克、士兵和浑身是血的人，他还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在1989年11月19日，刘峰刚接受了洗礼。
 
刘峰刚称，中国政府当年所做的事情让许多中国人感到失望，这也促使许多人转信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