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大饥荒年代(2)

   
“另一个是，有大批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贵州省委于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我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13万多个。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接着总结了5个特点：“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了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以人定量，节约归己……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有的已成为生产小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形成一个大家庭。这些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确是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阵地……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贵州省委这一报告，毛泽东极为欣赏，他在1960年3月6日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一次下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写得很好，现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还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却送上这样一份报告。这一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贵州省饿死人最多、最严重是1959年至1960年5月，当时，我正在省公安厅办公室研究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世杰同志指派我到遵义专区的湄潭县和毕节专区的金沙县，调查死人的问题。当年6月我来到遵义专署公安处，讲明来意之后，专署副专员兼公安处长毕贵显接待了我，一听说我是来调查了解湄潭县饿死人问题的，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向中共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作了汇报，也引起了孟的高度关注，孟指派遵义地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公安处也派了两位工作人员，我们四人前往湄潭县。

湄潭县原由湄潭、凤冈、绥阳三县合并而成（有文章误传湄潭县是由湄潭、凤冈、余庆三县合并），这里地势平坦，山青水秀，是贵州的产粮区，也是富庶的县份，农作物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气候适宜，正常年景，人民丰衣足食。可是自“大跃进”以来，这里的人民遭受严重灾难。据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958年全县有62万多人，1959年至1960年5月，除去正常死亡1万多人外，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有1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16%，还剩下49万人，全县死绝户3001户，孤儿近5000人，外出逃荒5000多人，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



我们一行曾到原绥阳县城，后为绥阳公社驻在地的绥阳镇作了一些调查。据绥阳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介绍，有这么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1959年9月17日（即农历8月15日中秋节），遵义地委要在这里召开全专区各县“捉鬼拿粮”现场会，即反瞒产私分现场会，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专员李苏波要到场。湄潭县委和绥阳公社为了开好这一现场会，将一些滞留镇里的游民，从农村来的一些饥民、饿汉，到餐馆、居民家讨饭要饭、抓拿抢吃的人，进行了多次清理、遣送，到9月16日傍晚还有48人仍滞留在镇里。于是公社党委一位书记，让将这48人暂扣押在公社供销社一间仓库里，其中一个瘦个子乘晚上从仓库门的铰链缝里逃了出来，还剩下47人在仓库里。现场会开了2天即散会了。后来过了半个月这位公社党委书记问起关押的人放出来没有，人们才想起这件事来，结果打开仓库门一看，47人全死在里面。这一事件震动湄潭，也震动遵义地委，贵州省委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此事。当时的一些人就是这样关心人民的生命和疾苦的，人性已经泯灭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