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恋爱和婚姻(6)
来源: 潘文鸣
这样接触几次以后,我就想:她对我的态度不冷也不热,她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我喜欢她,这一点她感觉不到吗?另外,她对谈话内容是不是感兴趣?……总之,我常常陷入冥思苦想的苦恼之中,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青春的烦恼?
1966年底,局机关的革命群众开始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外出串联,我碰到局机关汽车维修工小付,他告诉我,他已经约好局机关通讯员小戴和打字员小陈一起乘火车去北京串联,我便也参加他们这个小组,决定顺路回北京探亲。
还好,当时全国大串联的高潮已经过去,尽管火车上仍然十分拥挤,但往日那种从火车车窗往里爬和往外爬的拥挤状况已经没有。
上了火车,我发现打字员小陈故意坐得离我远一些,而且竭力把目光投向别处,装作没有看见我。这就是说,她在本单位同事面前,要尽量避免与我多接触。对她这种做法,我感到自尊心有些受到伤害,就也不再看她。
火车开动以后,我偶尔和小付或小戴交谈两句,但两个人都不喜欢讲话。实际上,小付和小戴都已经三十多岁结婚成家,只不过局机关的人都喊他们叫小付和小戴,我们也就跟着这样称呼。
在车上,我已经意识到,我打小陈的主意,看来是希望渺茫。到了北京,我约小陈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对她讲:我们同在一个单位上班,你没有男朋友,我没有女朋友,因此,我有权利向你表示好感,希望和你交个朋友;你有权利接受,也有权利拒绝。但请你放心,我绝不会勉强什么人,即使我们成不了朋友,但还是可以一般同事关系相处……
在我讲话时,小陈一直低头不语,我问她,你有什么话要讲吗?她摇摇头,一言不发。我心想,学生时代对我影响很大的小说《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男主人公都以事业为重,我应该像他们那样,绝不在恋爱问题上失去自己的尊严。
大串联回到省文化局以后,由于局机关已经停止办公,我们从外省分来的几个男性大学生没有地方住,就安排我们住在局机关的办公室里。
一天晚上,我发现小陈进了局机关,往一楼东面的办公室走去,那边有两个从哈尔滨艺术学院分来的男生,一个姓宋,一个姓唐。两个人一个学的是二胡,一个学的是作曲。晚饭后,从他们两个住的办公室里,常常传出扬琴和二胡的演奏声音。
我恍然大悟——莫非小陈对两个人中某个有意思?并猜想,可能是二胡专业毕业的宋姓男生,因为听说他出身好,是团员,仪表也不错。在苦恼中,我逐渐明白了:我虽然名牌大学毕业,一表人才,但出身成分不好,又不是党团员,在小陈眼里,我的政治条件不佳。
当我对社会认识逐渐加深以后,我想,在小陈的幼年经历中,五七年反右运动一定给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歌舞团,或是进省文化局机关,她都亲眼看见各级掌权的领导都是有权有势的土皇帝。进了省文化局机关以后,更是看到从局党组书记到局长,到处长科长,到一般办事员,一层一层,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这种环境里,凭她的条件,她当然要找一个在政治上有前途的年轻人做丈夫。什么样的年轻人有前途?自然是出身成分好,能够入党当官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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