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医师之死

去年12月24日圣诞前夕，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女医师杨文，尚在工作中遭病患家属持刀袭击，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圣诞节殉职。此事引起全社会的振动以及海内外的广泛议论。群情激奋谴责暴徒凶残者乃理所当然，内地医护界哀痛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医界和防范杜绝此类恶性事件的频发，直叫人同情。政府卫健司官员认为这不是医患纠纷，而是刑事案件。医生已成高危职业，在看似医患关系紧张的背后，人们不得不思考制度和社会的因素。

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乃全球性的问题。即便先进发达如美加等国，如无医保，人也必须拿钱治病。本国加拿大虽有全民医保，但制度僵化官僚气重也是缺陷。有加籍葡裔朋友便血，约见专科医生需花数月时间，期间只能频往急诊应付，当然无果，焦急中有人建议买机票往古巴，因担心葡西语言间未必全通以及对古巴情况生疏，故未动；待专家医生诊治手术，病已至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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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医院杀医案，行凶者的无视法制、暴戾和疯狂当然该负责任，并受法律制裁。事故以后，内地出现了一些帖子如《医患沟通技能训练》、《医患事故纠纷不吃亏指南》、以及《听懂医生的话，医患关于用药的有效沟通》等等，令人哑然。但随着各方对情况的深入披露，恐怕该案背后也有制度和社会风气的因素。病患乃95岁的孙魏氏，属征地农转非人员享城镇退休者基本医保。闻北京有规定，急诊医保最高报销额度2万元/年，但如住院则报销额为30万元/年。患者及家属要求住院，但“没有床位”20天，在急诊室至转院花了3万6千元。不能报销之自费部分的1万6千元对一个95岁的征地户来说，显然不是一笔小数，况且还有转院后的后继将付账单。

据披露，虽然内地实行了医保等社会福利制度，但对医院及医生具行政上的严管措施。有关部门限制医院的医保支付额度，医院为了控制医保费用，只能压医生以少收病人和减少服务来应对。有医生披露，医院将医保费用指标分配到每个科室，每月开会强调，超指标者会被点名批评。而年底结算时，医院对医保费用的控制就更紧。到底是保险公司或有关管理部门的问题，还是医生的原因？当发生矛盾，病患迁怒于直接打交道的医生，辛苦而可怜的医生想不倒霉都不行。



行笔至此，医患矛盾频发的制度诱因逐渐显露。过去人们把内地医院里发生的奇闻，归咎于医生品质的衰退、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有内地亲友乃大学教授，因皮肤足创往全国最有名的断肢再植的专业医院就诊，医生瞧一眼尚未作化验拍片等检测，即先口头开价3万，接受了deal 再谈往下做程序。3万元的titel 医院是定有法子将之填充圆满的，纳闷的是：现在的医生怎么像似商人（看病如车行修车）？过去有人多指责时下医德低下，有学界前辈吁医学院应加强医德品修。其实可能错怪了医生，殊不知医生背后承担着院方经济效益的压力。医生品行，医生过度上检查项目、多开或乱开药，以及走穴要价等等所形成败坏的社会风气，皆因当局将医疗及社会服务和保障推向产业化、并将医院效益和医生的收入与之挂钩。即便社会风气的败坏，以及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亦有根本性的经济基础在起支撑和规范的作用。内地保险公司未必完全是私人企业，而保险监管及管治推行者却是政府机构。

魏则西事件不用惊讶，莆田系大行其道也不见怪，今后人们对陈文医师之类的惨剧也许会逐渐麻木。内地尤其是大城市的医疗资源并不短缺，为何医患关系紧张而事故不断？医生时刻在治病救人和开价收费之间煎熬，医生都成了高危职业。邓小平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不予争论之戒律，或是XX特色主义的推敲琢磨，也未必能维持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