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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恋爱和婚姻(14)





还有省黔剧团团长,一位部队下来的老革命,在念报纸时,由于口误,把刘少奇读成毛主席,也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所以,对列车上这一场虚惊,我感到心惊肉跳,但妻子却处之泰然。另一件是,列车上广播说,要旅客吃忆苦思甜午餐,每人供应一碗糠菜稀粥。我喝了几口,感到实在难以下咽,但还是硬着头皮喝下去;而妻子尝了一口,皱了皱眉头,趁人不注意,打开车窗,把她那一碗糠菜稀粥全倒在窗外。当时,我对她的举动感意外,唯恐被发现,引来灾祸。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毛泽东时代的宣传和洗脑,对她的影响不大,她只凭人的本性和常识生活 ,所以对当时搞所谓忆苦思甜之类的政治把戏,她凭本能就知道它的荒唐。我和她比起来,由于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在学校自觉自愿地被洗脑,加上出身成分不好,所以,自然就显得奴性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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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由于父母和弟弟妹妹已经被遣返内蒙老家,南苑的住房被大队造反派头头进住,所以,我和妻子只能投靠北京两个妹妹。当时大妹妹风华和二妹妹佩华都在上班,由于二妹夫到湖北十堰去援建二汽,我和妻子先是在二妹妹家住了几天,感到二妹家屋里太冷,想到大妹妹风华家住的汽车厂职工宿舍里有暖气,我们夫妻就住进大妹风华家。尽管大妹妹已经有两个孩子,五十平米不到的屋里很拥挤,但大妹妹仍然把我们夫妻安排在他们夫妻的卧室住,她和妹夫及两个孩子住小客厅。

两个妹妹见到我带的新婚妻子,都很高兴。大妹妹心直口快,她背着妻子说,你媳妇虽然个子矮了些,但长得不错,不多言不多语,性格也可以,看来心眼不少。她叹了一口气说,在一起能过日子就行……

谈起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被遣返内蒙老家的情况,我们都满脸阴云,沉默无语。我和大妹风华商量,内蒙老家天寒地冻,妻子是南方人,已经怀有身孕,加上老家生活条件差,就不宜带她回老家。于是,我把妻子留在大妹妹家,只身回到老家。

我是在1946年随父母离开老家,当时七八岁,在童年的记忆里,老家是土房土屋,贫穷落后,二十多年后回到这里,感到房屋似乎变得更破旧低矮,道路依然是往日的土路。见到父母,只见他们都变得苍老许多,而且在父亲的旧棉衣的左胳臂上,还缝着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富农分子”四个黑字。这使我想起,古代在罪犯脸上刺字的做法,但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



父母怕我伤心,没有告诉我全家被遣返所经历的屈辱和磨难,也没有讲述他们回到老家以后缺吃少穿的困境,父亲只是说,你没有带媳妇回老家很对;其次,对老家的亲戚不要讲我在五七干校,因为人们都认为犯错误的干部才去五七干校。看到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穿得都是旧衣服,脸上没有一点喜色,知道他们心中也很痛苦。而我作为家里的长子,唯一的大学毕业生,面对他们的遭遇和困境,却束手无策,爱莫能助,心中不免感到十分难过……

在老家我住了不到一周,我便匆匆赶回北京。在父亲送我去汽车站的路上,他只说别忘了有空给家里写信,说着两滴眼泪挂在脸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父亲落泪,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落泪,因为十年后他突发脑溢血去世,我们父子这次竟成了永别。

9

回到北京,我和妻子匆匆告别两个妹妹及大妹夫,踏上回贵阳的旅程。一路上心情沉重,新婚的喜悦,已经荡然无存。

回到贵阳,第一大事是寻找新房。在毛泽东时代,一切要依靠组织,我既然在省文化局工作,自然要由省文化局来解决。当时局机关掌权的是原政治部主任陈忠恒,我向他提出解决结婚住房问题。他说,现在搞运动,哪里会有职工结婚的住房分配?没办法,只好暂时住在局机关办公室里。第二件是解决婚床问题。当时我和妻子虽有工资,但收入低,没有积蓄,岳母便将一个几十年前的旧式双人床送给我们,加上局机关办公室里的桌椅板凳和沙发,解决我们的新婚居住问题。然后,我和妻子到街道办事处办了结婚证,在北京买了一些水果糖,招待来宾。就这样,我和妻子的婚姻大事就算解决。(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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