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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专栏:全球对新冠疫情仍没有清晰的了解





(大中报/096.ca讯):纽约时报发表记者Elisabeth Rosenthal的文章指出,距离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出现已有将近三个月,该病毒现在已经发展为全球爆发。然而,尽管全球有超过八万例感染(大多数在中国),全世界对这次疫情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仍然没有清晰的了解。

近几周来,少量科学论文和政府声明开始勾勒出该流行病的轮廓。中国国家卫健委报告,截至2月14日,该国已有超过1700名医务人员感染了该病毒。(令人担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估计,大约80%的感染者患轻症。(令人欣慰。)本周早些时候,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联合考察团宣布,武汉的死亡率为2-4%,而在中国其他地区仅为0.7%——这样的差距在科学上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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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世卫组织曾不满地表示中国尚未共享有关医护人员感染的数据。二月初,《自然》杂志编辑呼吁研究人员“确保迅速而坦率地分享他们在这次疫情中的工作。”

我们本可以知道更多,而且很可能的是,那里的一些科学家有很好的、哪怕不是最终的答案。然而,缺乏一致、可靠、规律的疫情信息更新这一点是令人震惊的。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在手机上收到洪水警报和各州流感统计周报,为什么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数据却如此有限?

科学、政治和自尊心,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导致可能关乎生死的关键知识被掩盖。就在我们需要更多信息来有策略地做准备时,这种隐藏会导致麻烦。

这在此次流行的早期就已经开始。12月30日,中国医生李文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有关少数人患有不寻常肺炎的信息。虽然实验室的科学家已经在对该病毒进行测序,但是他因制造谣言和从事“在网上发布虚假信息的非法活动”被当地官员“警告和训诫”。(李文亮后来因该疾病去世。)

在中国(可能还有世界很多地方)有一个传统,地方政府不向上级报告坏消息。在“大跃进”期间,尽管数百万人正在挨饿,当地官员仍然在夸大上报农业收成。再往后的年代,河南省的官员曾否认不卫生的采血活动导致艾滋病流行。



事实上,尽管北京敦促更多地关注科学现实,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照办。2月13日,武汉和湖北省的党委书记因初期对危机处理不力被撤职。但是为时晚矣。病毒传播越来越多,医生却没有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有病的人以为自己只是感冒了,没有寻求医疗救助。旅客们继续登上蔓延着病毒的邮轮。

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博士告诉我:“湖北在初期的管理不尽人意,他们现在为此付出了代价。”利普金自从SARS暴发后一直在中国工作,并为中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当然,要理解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确实存在一些真实存在的障碍:肺炎在冬天并不罕见,也没有办法得知有一种新型病毒存在。(利普金的研究小组正在研制一种新的测试方法,以区分病毒性肺炎的不同病因,下周将有一名研究人员前往中国进行测试。)

如果美国人觉得这不可能发生在美国,那么利普金指出,尽管当初患有异常肺炎和皮肤癌的男同性恋者以惊人的速度出现,美国卫生官员还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承认艾滋病毒的存在,并将其认定为一种新病毒。
专家们担心,科学上的竞争也减缓了反应和应对——导致《自然》杂志的编辑发出了不同寻常的呼吁。对于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而言,在《自然》或《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是职场硬通货。科学的威严使研究人员致力于完善数据以供同行评审,但防疫准备需要迅速将信息传播出去。



尽管美国联邦官员在警告美国人为这种病毒做好准备,但关于其传播的某些重要方面我们知之甚少——中国、日本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和官员可能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各国科学家大概每天都在收集大量数据,而且所有这些都应当被全世界看到。

“感染、感染地点、治疗过程是否存在某种规律?也许这些信息正在被收集并准备以医学文献发表。但让人们了解这些信息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流行病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主任汤姆·英格莱斯比(Tom Inglesby)博士说。

例如:在中国1700多例医护人员感染病例中,这些感染是否发生在他们知道要穿戴防护装备之前?他们是否在做会导致病毒暴露的治疗操作?这些答案将消除人们对病毒如何传播以及如何保护一线医护人员的担忧。
同样,“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数百人的病毒测试呈阳性,然后被送往医院。但是,几乎没有公开的信息表明他们的身体状况。这群人里有多少人病得很重,有多少人只有轻微症状,以及有多少人仅是需要隔离?感染的模式是否暗示着船上的管道在传播中起到某种作用?

最后,对于官员如何监测这一流行病,全球的公共卫生研究人员需要更高的透明度。中国在一般人群中的监视策略到底是什么?为了评估Covid-19的实际死亡率,研究人员需要知道实际上有多少人携带病毒,即使他们只有轻微的症状。在国内进行的监测,可能会发现很大一部分人只有轻症甚至根本没有症状。



利普金指出,由于在流行病早期发现的病例都是最严重的,因此早期对死亡率的估计偏高。随着更多信息的出现,死亡率可能会下降。他说:“我们大概还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有一个全面了解,到那时候,我猜死亡率会急剧下降。”

2003年,中国的中央政府花了大约五个月的时间才公开承认与SARS相关的致命危机,与那时相比,信息的流动明显有所改善。但是从那以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旅行和商务活动成倍增加。有关新发传染病的信息传播也需要跟上这一新现实。

* 注:Elisabeth Rosenthal曾是一名急诊室医生,后转行成为记者。她曾为时报工作,是《An American Sickness: How Healthcare Became Big Business and How You Can Take It Back》一书的作者,也是凯撒健康新闻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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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wjtdaync (未验证) on 星期日, 三月 29, 2020 -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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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路 (未验证) on 星期三, 三月 4, 2020 - 23:14
大中报小编就别再撒谎了,谁还没看电视和其它新闻报道,谁会相信你们的胡说八道!你们就是一帮神经病加傻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