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调查报告：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是如何开始的？教训在哪儿？

 
（大中报/096.ca讯）：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去年12月10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摊贩魏桂先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她以为自己感冒了，就去当地一家小诊所看了病，然后又回去工作了。

八天后，57岁的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几乎失去了意识。她是新冠疫情中最早的疑似病例之一。这场疫情使中国一度陷入瘫痪，并给全球经济蒙上了阴影。如今，新冠病毒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导致超过10万人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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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三周的时间里，医生们努力发掘魏女士和其他早期病例的关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商贩。一名又一名患者报告了类似的症状，但许多人像魏女士一样，去的是资源匮乏的小诊所和小医院。大医院的设备更好，更易于识别传染病。但一些患者不愿花钱拍胸片；其他一些患者包括魏女士在内则拒绝转到更大的医院。

去年12月底，医生们终于确定了这种疾病与华南海鲜市场的联系，他们对魏女士和其他类似病人实施了隔离，并向上级发出警报。但当局阻止他们提醒同行，更别提告知公众了。

最早向中国当局吹哨的医生之一因“传谣”被训诫，此前她与医学院的一个老同学分享了显示一名患者感染冠状病毒的检查结果。另一位医生被迫写了一份检讨，称自己的警告“造成了负面影响”。

即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7日亲自命令官员控制疫情后，相关部门仍不断否认这种病毒可以人传人，武汉百步亭社区仍如期举办了“万家宴”来庆祝农历小年。而医生们自去年12月底就知道，人传人的情况已经发生。



中国驳斥了外界对其疫情应对措施的一切批评，称中国为世界其他国家争取了时间。2月23日，习近平在面向全国17万名官员的电话会议上表示，中国领导层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迅速且统一的行动。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这篇追溯性文章 ，描绘了另一番情形，揭示从出现第一批感染者开始，中国政治领导人迟迟未将风险公诸于众，也没及时采取果断的防控措施，而这一系列初期失策，导致了疫情加剧。

2月27日，中国备受尊敬的流行病学专家之一、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表示，卫生官员在12月31日前就明确了新冠肺炎，但花了太长时间才公开证实“人传人”。他说，如果早些在12月或者1月初采取行动，“病人将大大减少”。

尽管医生们努力做到了快速识别出这种传染病，但所处的医疗体系让他们难以前行。尽管在过去15年里，中国的医疗体系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像魏女士这样的工薪阶层仍旧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当医生们掌握了充分材料来敲响警钟时，他们的努力却遭到阻碍。因为危机往往与政治挂钩，无论在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



现在看来，按照中国官媒2月发表的一篇习近平讲话稿，武汉不顾传染范围扩大的风险，继续举办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之时，习近平已经在亲自统筹疫情防控工作。同样是在他领导防控工作期间，有关部门未经筛查就放任约500万人离开武汉，直至1月20日才公布这种病毒会人传人。

其结果是，1月23日政府宣布武汉及湖北的另外三市封城时，病毒的传播范围已相当之广，事情本不该如此。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隔离。封城和后来的其他措施似乎减缓了新冠病毒在中国境内的蔓延，但中国早期的失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严重后果。

2月16日，魏女士接受采访时说，若中国政府早些采取行动，“很多人不会死”。现在她已经完全康复，回到两居室的家中，近两个月几乎都没出过门。她说她的女儿1月中旬被感染，截至采访当日仍在一个方舱医院。

中国政府新闻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武汉市政府及湖北省政府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疫情到底何时开始，又是如何开始的，目前仍是个谜。“零号病人”（第一个感染者）的身份也依然不明。主流的说法是，这种病毒起源于蝙蝠，可能是通过华南海鲜市场出售的野生动物传给了人类。



研究病例数据的流行病学家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最早在10月或11月就从动物传到了人类身上，然后在人群中传播，而这些人可能没有明显症状，或者没有就医。

可以确定的是，12月的第二周，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多人出现了发烧、咳嗽、疲劳和四肢酸痛等相似症状。即使在最初阶段，也有迹象表明，病毒正在向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人群传播——这是人传人的信号。

武汉市政府上月通报首例确诊病例为患者陈某，他于12月8日发病，目前已痊愈出院。通报称，该患者否认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的传染病专科医院金银潭医院接诊了许多早期病例，该院医生吴文娟在电话采访中证实，最早的病例中有四人来自同一个家庭，其中包括一名49岁的华南海鲜市场摊贩和他的岳父。中国疾控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显示，这名商贩12月12日发病，而他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岳父七天后也发病了。

华南海鲜市场商贩魏女士于12月10日发病，她先是去了马路对面的一家私人小诊所看病。



她连续两天去诊所输液，输的是抗生素。对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治疗手段，它便宜，而且见效较快。“一般的感冒很有效，” 她说“里面总是排队。”

然而，到了12月12日，她的病情并未好转。她急忙到中等规模的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看病，这家医院也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

她回忆说，在那里，一位中年医生告诉她，她的症状符合支气管炎表现。医生开了药，让她回家，并告诉她不用担心。之后，她又回到私人诊所开了更多的抗生素。但这些药没有任何效果。

她的病情加重了。12月16日，她已无法工作，也几乎说不出话，她又到了武汉协和医院看急诊，医生还是让她回家。两天后，直到女儿帮她挂上专家号，她才获得了呼吸科病房的一个床位。

她回忆起失去意识前看到女儿们泪流满面的场景。大女儿“时不时摸我一下......她怕我睡过去了，”她说。

魏女士三天后醒过来，那时她几乎不能动弹。但她记得12月21日左右，一位姓孔的医生告诉她，有另外两名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人住进了同济医院。那是武汉的另一家大医院。



“他说你的病非常严重，”她回忆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2月18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截至12月21日，大约有30多人出现相似症状，这些人之后被计入了新冠病毒的确诊或疑似病例。

然而当时，医生还没找出这些患者之间的共同关联。

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说，他不记得曾接诊过魏女士，但记得第一批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是在12月10日至16日期间来医院的。

张劲农表示，起初他并不太担心，因为没有迹象表明这种病毒可以人传人。“那时，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甚至有点松懈，”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最初的阶段是麻痹人的。”

有些医生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治疗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患，这使他们不太可能辨别出其中的规律。

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2月18日的采访中说，该院12月16日接收了他们的第一个新冠病毒病例，一个发烧但没有其他症状的65岁男子。该院医生们当时对疫情并不知情。



一份CT扫描结果显示该男子双肺感染，但抗生素和抗流感药物并不能改善他的症状。艾芬说，直到他转院后，医护人员才发现他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

包括艾芬在内的医生们在11天后才开始将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联系起来。

12月27日，她接收了第二名有相似症状的病人，并取了样做实验室检测。到第二天，她见到了七例不明原因的肺炎，其中有四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联系，包括一名摊贩的母亲。

这可能是一种传染病，她记得当时在心里告诉自己。

艾芬说，她在12月29日向医院领导报告，后者也通知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地区办公室。当地疾控中心称，他们收到了武汉其他医院的类似报告。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名医生也在12月27日拉响了警报，中国国家媒体后来报道了此事。

12月30日，艾芬拿到了她送检的实验室检测结果。上面写着“SARS冠状病毒”，这种病毒在2002年于中国出现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774人死亡。

艾芬感到害怕，并马上报告了上级。她用粉色的记号笔圈出了结果，把诊断书照片连同一位病人的肺部扫描视频片段发给了她医学院的一个老同学。

她发出的照片和视频后来传给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李文亮医生，并成为了流向公众的首批证据。李文亮医生2月因感染病毒去世，他的死在令公众悲恸之际也引发了对中国官员的愤怒。



当天下午，李文亮在一个微信群里对他的100多位医学院同学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并称患者“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

一位群成员警告说小心班级群被封。李文亮回覆：“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他补充说：“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截至当晚，相关信息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直到政府审查部门采取行动。

医院领导打电话训斥了李文亮。在一份经《华尔街日报》核实的自我检讨中，他写道，泄露的信息给国家卫检委调查疫情的努力“带来了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人传人的证据正越来越多。

武汉市第五医院的医生吕小红告诉《中国青年报》，去年12月25日，她就听说武汉市两家医院有医护人员疑似感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并被隔离。她当时就意识到，情况可能不简单。

1月1日早上，一名患者从红十字会医院来到艾芬的科室。红十字会医院是魏桂先三周前曾短暂就诊的医院。华南海鲜市场附近一家私人诊所的老板在治疗数名发烧的病人后感到严重不适。

艾芬担心同事也会被感染，当天再次向医院领导反映情况，并要求她自己科室的同事戴口罩。



当晚，医院监察科要求她第二天来谈话。根据艾芬的说法，她被批评“造谣生事”。她试图争论这个病有传染性。但院领导说她的行为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

艾芬说，院领导还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和图片等方式谈论病情。八天之后，她科室的一名护士开始感到不适，后来确诊为感染新冠病毒。截至3月初，该院有三名医生因感染病毒去世。

在接到当地医院的预警后，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类似肺炎病例做了追溯检索，并找到更多病例。去年12月30日，结果被汇报至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后者第二天派出了九人专家组前往武汉。

世界卫生组织称其驻华代表处在去年12月31日接到报告。武汉卫生官员也在当天发布了首个官方公开通报，宣布发现27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武汉市疾控中心通报称，“该病可防可控。”

与此同时，武汉的医疗官员努力将疑似病例尽量转至传染病专科医院金银潭医院。由于担心病毒可以人传人，该院工作人员已经建起了专门的隔离区。



金银潭医院的医生张丽说，她记得在去年12月30日接到从其他医院转来的15名患者，他们被安排在一个新翻修的空置区域，距离她收治的流感患儿很远。随着更多患者抵达，她将华南海鲜市场的工作人员和附近居民分隔开，并检查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是否有感染，但被告知并没有。

“我感到警觉是因为这是一种新型肺炎，还有就是我有抗击SARS的经验，”张丽在上周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她补充说大多数较早的患者恢复得很好。“这也误导了我们。”

在转到金银潭医院的患者中，有一名常去华南海鲜市场采购的41岁男性，他的妻子在2月18日的一次采访中说，这名男子去年12月23日开始发烧并咳血，随后去了一家社区门诊。

这名男子于12月27日在武汉同济医院住院。据他妻子说，医生给他做了胸部影像检查后，他们开始佩戴口罩和其它防护装备，并对这名男子采取隔离措施。12月31日那天，他被转院去金银潭医院时，那里的病房几乎是空的。

次日，该院被转入了约40名患者，他们均表现出相似症状，并且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



一些卫生专家称，医疗机构当时犯了一个错，他们寻找的范围局限在有发热症状、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以及胸片排除了常规细菌性肺炎的患者。

上述卫生专家称，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们忽略了与此类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以及那些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或症状较轻，或出现肺炎以外症状的患者。

回到协和医院，海鲜市场摊贩魏女士不得不接受一系列新检查，包括咽拭子和从鼻腔进入呼吸道的内窥镜检查。与许多其他早期病例一样，她无法被正式确诊为感染了新冠病毒，因科研人员尚未对其进行基因测序，且还没开发出后来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检测方式。

即便如此，医生仍将她视为疑似病例。他们戴上了口罩，对她进行隔离，并试图将她转移至金银潭医院。但魏女士拒绝了，她认为那些医生是在试图摆脱她，因为他们怀疑海鲜市场的商贩不注意卫生。

“我心里想，我是卖的干净东西，”她说，“我是卖的活虾。”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七名早期病患中有一位也拒绝转院。不过金银潭医院的一名医生还是从其他六位患者身上采了样，并送至武汉病毒研究所，试图找出病因。



该研究所后来透露，其早已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并于1月2日确定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这是控制疫情和研发疫苗的关键一步。但这一信息在当时并未公开。

根据一份内部通知，1月5日，上海一家医学研究中心上报国家卫健委，称中心的一名教授从来自武汉的采样中检测出类SARS冠状病毒，并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份报告称，这种病毒有可能通过呼吸道传播，并且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该机构党委书记卢洪洲证实了上述消息的真实性。

尽管如此，中国官方直到1月9日才公开证实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华尔街日报》于此前两天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信息披露了该情况。直到1月12日，中国才与其他国家共享了病毒基因组序列。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官员一再声称，迅速共享基因组数据证明北京方面的应对举措足够透明，但一些流行病学家认为，该行动应该提早至少一周。

他们和许多当地的医生也指责政府在1月份上半月一再否认存在人传人的情况。



“那时我们就知道，政府在撒谎，”一名当地的医生说道，“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撒谎。可能他们认为这是可控的。”

直到1月14日，一名世卫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可能存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有限人传人”时，武汉卫健委才修改了措辞以呼应这一说法。

但即便到那时，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李群仍在淡化相关威胁。他1月15日告诉中国的国家电视台称，在“细致的调查，仔细的甄别”后，疾控中心得出的最新认识是“目前的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1月6日到17日期间，湖北省及省会城市武汉的政府部门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人大及政协会议。地方政府通常会在这样的时期试图压制坏消息。

1月5日到17日期间，没有任何新增病例公布。1月18日这天，武汉依旧沿袭多年的传统，举办了春节万家宴，许多家庭聚集到一起合影、聚餐，并且是用筷子在共用的盘子里夹取食物。

公开表明习近平关注到此事的首个信号出现在1月20日。这一天，官方媒体报道称习近平已命令官员们遏制病毒蔓延。

现在看来，习近平似乎从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开始，甚至更早，就牵头负责了疫情应对事宜，这和2月份时对公众的说法有所不同，当时民众认为中央缺席了对疫情应对工作的领导，因而怨声载道。

中国医生和科学家表示，中央派到武汉去的一些专家有失误，而且贻误了时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王广发医生是在1月中上旬被派往武汉的专家组成员之一。他在1月10日对官方媒体表示，该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疫情可防可控。王医生在后来宣布他本人也感染了该病毒。王医生对本文不予置评。

据参与疫情应对工作的一些医生和科学家表示，其中一些专家获得了金银潭医院首批41个确诊病例的数据，但不愿在将论文发表到一个著名医学期刊前与他人分享数据。

“所有医生都开始为其他省份也会出现类似病例做准备，但就是拿不到有关病毒及其传播机制的一手数据。”一位曾多次请求获得更多临床数据的医生表示，“全中国的医生对此都很气愤。”



另一名医生表示，政府部门一直只去寻找医务人员被患者感染的证据，忽视病毒已经在患者之间、患者和家属以及其他接触者之间传播的迹象。

随着国际上对武汉疫情的关注增多，再加上中国卫生部门收到了更多武汉和其他城市新增病例的报告，北京在1月18日，也就是武汉举办万家宴这一天，又向武汉派遣了一个专家组。

团队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一名传染病专家。就在此前一天，这位专家报告了发生在深圳的一个家庭聚集性人传人案例。这家人此前曾前往武汉探亲，但并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团队成员还包括担任新冠疫情科研攻关专家组组长、此前曾在抗击SARS阻击战中扮演关键角色的钟南山院士。据武汉协和医院的那位急诊科主任称，当地医生向钟南山提供的证据包括该院一名病人导致14名医护感染的例子。

1月20日，习近平首次就此次危机发表公开声明。尽管他向各级官员表示，在春运期间遏制新冠病毒至关重要，却并没明确提及人传人。

几个小时后，是钟南山院士通过中国国家电视台宣布新冠病毒确实人传人。



据了解情况的一位市级官员称，钟南山团队私底下告知中国领导层，形势比他们所了解的更为严峻，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封锁武汉是其中的备选方案。

就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宣布全球紧急状态时，习近平选择了备选计划，于1月23日封锁武汉及其他三个城市。这一封城令波及人口约2,000万。截止2月底，中国的新增病例呈放缓趋势，但其他国家的感染人数却急剧上升。

回想起来，魏女士认为自己可能是通过公共厕所被感染。她在西边与卖野味的商贩和其他商户共用一个公厕。魏女士说，她家店铺两边的商户都生病了，斜对面的那个男的差点丧命。她的大女儿、侄女和侄女婿也都感染了这个病毒。

魏女士于1月初出院，共支付了约7万元人民币（约合1万美元）的医药费。她还无法复工，因为市场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也没法去医院看女儿。不过，魏女士还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她说，“人家还有的花很多钱，连命都没保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