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25)
—— 有关文革中几场大屠杀的史料辑录
来源: 潘文鸣
7月29日上午,县革委主任王建勋在县军管会召开的政法干部会议上,推广新宾镇乱打死人的经验,对打死的对象、时间、手段、办法和指标要求等,都一一作了具体布置。他在会上说:我们打这一仗,时间从7月26日至8月15日为一段落。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次要的是投机倒把分子、赌头、领头闹分生产队的首要分子。县的重点在新赛、芦墟,先在新赛拉开序幕。执行这个任务不要开大会,大张旗鼓去发动,只能个别点火。你们不要束缚群众手脚。还讲:“当运动起来,积极分子开始用枪杀几个问题不大,但我们要引导用拳头、石头、木棍打,这样才教育群众,教育意义较大。现在宾阳有4千多名‘四类分子’,你们对他们改造十几年,我看一个没有改造过来。群众也花了不少精力监督他们,我们有那么多精力去发展生产不好吗?这些人交给群众专政,用不到三天时间就干完了,不花一枪一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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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县革委召开全县各区武装部长和小公社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王建勋在会上向不愿动手杀人的单位施加压力。他说,有些单位“在那里看,拖拖拉拉不动,回去后要统一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手段是放手发动群众,把敌人暴露出来,然后开展斗争。该死的交群众处理他们。民兵营长要带头抓几个坏人”。就这样,在王建勋的指挥和督促下,转瞬之间,红色疯狂席卷全县,把宾阳全县民众投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屠杀恐怖之中。
29日下午和30日,到处召开万人“杀人样板会”,进行(杀人)示范。其后,全县172个大队(小公社),队队滥打乱杀。一时大屠杀进入高潮。其间,一批公安干部以“观察员”身分遍布全县,监督基层屠杀,并每日上报杀人进度。县、公社领导不断打电话向“进度”较慢的单位施加压力。到处都在狂叫“不要浪费子弹,要用拳头、木棍、石头”!数以千计的无辜者都在乱石乱棍之下,骨折筋断、血肉横飞,惨况空前。
8月2日,县革委召开紧急会议,汇报杀人“进度”。县领导班子再不敢煽动,反而急呼“煞车”了。但为时已晚,“车”已经“煞”不住了。会议之后,各地仍照杀不误。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村地痞流氓怕以后不易再乱杀人,许多地方加快了“进度”,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煞车会议”实际上成了“动员会”。
芦墟同德公社8月3日听完“煞车会议”精神,马上打电话通知原订的18个专政对象,每人自带一条绳子到公社集中,宣布“罪状”,用自带的绳子绑起,乱棍打死,尸体投独石江中。一生产队干部覃采云,正在田里劳动,接通知后立即回家,衣没换,水没喝,拿了(毛)语录本和一条绳子就去。被缚时,恳求公社干部:“我没有什么罪,请留我一条命,做工养小孩。”照样打死不误。绝望之中,人们纷纷自杀,其中死得最惨的恐怕要算黄应基了。在弟弟黄宁基被活活勒死,弟弟黄朝基被打死,妻子罗淑贤被斗打悬梁自尽之后,黄应基悲愤欲绝,当即撞墙寻死,未果:又用斧头自劈头部,仍不死:最后投缳上吊,总算达到目的。
在杀人狂潮中,一般群众虽然也参与打人,即使有仇有恨,打几棍便再下不去手。较残忍的多是一些光棍、旧军队兵痞、流氓、“戴罪立功”的小走资派、原对立派的“反戈一击”者,还有各种不努力表现怕轮到自己头上的人。一般动手的群众从年龄上看,以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居多,十四、五岁的少年也不少。群众下不了手时,便逼“四类分子”动手,(把人打死后再把动手者打死)。一次推34人到废煤坑里的集体屠杀事件,就是群众不敢下手,干部民兵强迫后面人推前面的人落水。收尸掩埋皆“四类分子”,埋完了再打死掩埋者。“四类分子”自知在劫难逃,不少人只好自尽。蒙难者一般并不绑缚,因他们无处可逃,亦毫无生的希望。一听传唤,便比羔羊还驯顺地踏上赴死之路。不求饶、不分辩,表情冷漠,毫无反抗意识,跪地上默默任人痛殴至死。若打倒在地,令其再跪好,再打倒,再跪好,直至丧失意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仅发现两例孤立无援的反抗,也许这就是整个宾阳大屠杀中全部的抗争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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