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 (27)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宾阳大屠杀之首犯王建勋至今逍遥法！这位亲自策划、组织了大屠杀，双手沾满了宾阳民众鲜血的刽子手，反而步步高升，官至广州警备区第一副司令，最后以此衔光荣离休，在干休所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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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南宁和桂林的杀戮（史料来源：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一文）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桂林和广西其他地区一样，群众组织因支持韦国清和反对韦国清分裂成两派，前者为“联指”，占少数，后者为“革命造反大军”（简称“老多”，即“4·22”）占绝大多数。

发布《七·三布告》以后，农村“4·22”的大小头头和骨干大体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消灭得差不多了，掌权者及其扶持的“联指”造反派（按当时的观点看，实际上是保皇派——辑录者注）于是挥戈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



关于《七·三布告》的产生。黄永胜（1968年3月22日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辑录者注），1968年4月，他根据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内定“4·22”是反动组织，将对立的两派（互相）设立据点，策划组织武斗，打死干部群众，杀人放火，抢援越物资、武器，抢部队武器弹药，阻断铁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4·22”一派的头上。就在这时，人民解放军驻广西某部打下“U-2”美国间谍飞机，林彪要接见有功人员，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红光带队赴京，事先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授意整理了“4·22”的材料，报给林彪，《七·三布告》就是这样产生的。

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有了《七·三布告》这柄尚方宝剑，他们控制的报纸、电台，大造舆论，把“4·22”组织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当成敌人，调动军队、武装民兵和“联指”武装人员，对南宁、柳州、桂林三市的“4·22”派进行围剿，于是在城市中的“4·22”派也被彻底打垮。而且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又进行了大批屠杀。

南宁市的屠杀。南宁市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仕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人，于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决定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南宁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对立派轮船据点。会后，又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联指”造反派一起，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的轮船等处，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月8日（市内其它据点）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见，解放路打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为掩人耳目，抬尸体的‘4·22’成员也被‘联指’打死，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漂去的尸体堵住了。”“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这一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8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6千万元以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6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