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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抗战纪念日



 
九月,是个收获的季节。即将到来的中秋节,是华人秋收庆祝的节日。巧的是,75年前的9月2日,日本帝国政府代表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下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全面结束。1946年,中华国民政府将每年的9月3日订为“抗战胜利日”。直到半个世纪后,2014年大陆全国人大亦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抗日胜利、国家民族复兴,乃全体华族之幸事,本应超越政治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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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因抗战时期壮大崛起,进而武装获取政权。国民政府在蒋中正领导下,人不分妇孺、地无分南北,艰苦卓绝全民对日抗战,持国家于不亡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蒋中正至少是个民族英雄。蒋中正另一个卓越之处往往为世人所忽略:战争期间国家的军费开支无疑是第一位的,但占据第二位的竟然是教育开支。所有西迁云贵川、或新办的学校,无论大学或中学,均由国家财政负担,生员不仅学费全免、连食宿医疗生活费及零用钱都由政府全包。今日仍在两岸三地健在或活跃的各界精英,无论文史和理工,大都是当年在西部尤其是四川培育的种子。今日的重庆和成都,之所以成为中国西南科教文的重镇,无不透着当年的遗墨和余光。一个民族历史的延续和兴盛,关键就在于人文。国土尚可失而复得,但民族历史的再建却要靠精英人脉的承续。蒋中正的深谋远虑,实无愧于现代中国之战略大家。

 
最近内地民营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八佰》,原定抗战纪念日前于八月中公映,抗日上海战役四行仓库保卫战八佰壮士乃国民革命军,有传因涉嫌太突出国民政府军,而遭审查机构不允即时放映。无需争论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也不必依靠日本方面披露的档案资料,单从国军千多名将军和几百万士兵的殉国阵亡,以常识即不难做出判断。胜王败寇,中国历史往往简单而滑稽地重复轮回。从延安整风、到反右及文化大革命,以至今日的“看齐”运动及“定一尊”思潮,人们在疑惑的同时不无忧虑。54年前的9月3日,是翻译家傅雷在文革中的自尽日。著名钢琴家傅聪之父傅雷是补划的右派,亦为中国民盟的创立者之一,但却是非盟党员,这里录一段傅先生与周建人论战的箴言:
“非此即彼,以周先生这种作风对付未来的局面,中国是付不起代价的。左派也罢,右派也罢,死抱住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会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殊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已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做物,叫他到世界上闯大祸的时候。”
日前内地整肃许章润蔡霞及任志强等人所释放的信息,某种程度已不逊于文革之返潮。虽然毛泽东是不容易学的,但若学斯大林,则恐祸至不及避矣。
 
文革摧毁中国文化传统,延安整风的现代版以及苏共式整肃的扩大化,势必掀开一幕难以想象的恐惧。当文化思想被糟践被摧毁,抗日战争胜利的荣光将被蒙上阴霾,百年振兴之梦亦将流于空谈。当9月3日只被当作一个休假日,而被人淡忘它的真正意义,我们民族的未来岂不令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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