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黑暗王国中的杀戮(41)
—— 有关文革中几场大屠杀的史料辑录


 
 
主义告诉你,亲不亲,阶级分。如果一个人是坏蛋,他的所有亲属都必须与他划清界线,要不你就是对革命不忠。亲亲相隐的人伦传统就此完全被抛弃。主义再度扩展出的新外延是:祖辈是反革命,那儿孙辈也是潜在的反革命,必须斩草除根。这次大屠杀的最年幼的遇难者,律阳公社大坪大队9岁的小学生杨某某就是在这个恐怖的主义外延中给杀掉的。这名儿童是被判为反革命的杨庆云的孙子。据说,1972年平反专案组一名负责人在质询当时下令屠杀的公社干部时,也动了真气,他反复地问:“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罪?你们说杀就杀了,你们怎么就下得了手呢?”这次调查中,不少人也告诉我,黄柏大队被杀的青年钟枝福是瑞金籍少将钟辉的侄儿,钟辉在侄儿被杀几年后回乡,在县政府举行一次招待会上,有人发现他神情有点不对,提着枪到处找当年的律阳公社革委会主任王立荣,由是知情人马上叫当时还在吃饭的王立荣赶快溜走。“王立荣要不是走得快,估计当时真要吃钟辉的花生米了”,知情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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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牛生下来了,老牛会不停地用嘴舔弄它的皮肤,眼睛是一片柔爱之情。老牛舔犊,说的就是连动物也有的天然父子母子之情,何况人乎?但在主义的洗脑之下,中国发生几多的人伦惨剧?母亲说了句刘少奇不是工贼的话,儿子张卫红就向党告发,母亲因此被杀;杰出(学者)如顾准,因被打为右派,孩子都与他断绝父子关系;(李锐之妻)范元甄这个马列老太太、曾经的延安四大美女之一,以革命的理由对自己的亲女儿李南央极尽痛骂污辱之能事。这些的人伦惨剧在革命叙事中的中国遍地皆是。主义之祸,让人心惊!



七、人间的善恶报应。
对这次“民办枪毙”大屠杀的调查,我是抱着以文字为历史存档的目的,没想到,在我的走访调查中,许多惊心动魄的血腥事件,常常让我陷入冥思苦想之中,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次走访调查中,许多实例验证了在民间许多老百姓都信仰的善恶报应。一个例子是,沙洲坝群峰大队的杀猪佬刘承河,绰号“猪腰子”,9月24凌晨准备杀猪时,发现山脚一群人打着马灯吵吵嚷嚷,遂挤前问:“都在干嘛?”。原来是大队民兵正准备杀反革命,但反革命们一直在悲喊求饶,这些从未杀过人的年青民兵实在下不了手。屠夫“猪腰子”大叫一声“这有何难,杀人不就跟杀猪一样”,拿起杀猪刀,在冤杀者一声声“我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为何杀我,我做鬼也不放过你”的咀咒声中,一刀一个干净利落,很快就血汩汩地躺倒一片。“猪腰子”杀了人接着去杀猪,不料突然就手脚无力疑似中风,被抬回家时浑身发抖,吃什么药都无用,没几天,一向强壮的“猪腰子”竟然暴死。

我采访中了解到:当年下令杀人或是直接动手杀了人的大队干部,居然全都晚景凄惨,不得善终!有的甚至祸及三代!前文所提到的光辉大队率先杀人的积极分子李守高,就是一生无妻无后,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安治公社清水大队的“楞头青”民兵钟光艳,对杀人工作非常“热衷”:对每个被杀的人,他都要往其脑袋上补敲上几铁锤,以防没有杀死。这个钟光艳后来一直遭人嘲笑为“蛮认真的杀人鬼”,其晚景凄惨,常年缠绵病榻遭人嫌烦,60岁左右就死了。
最惨的是当年负有命案的日东大队干部谢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由于贩假银元在东北被判刑,在狱中被人搞死。谢某本人50余岁时坐二儿子的摩托车时发生车祸,二儿子当场死亡,谢某本人由于对车祸处理赔偿金等事项不服,竟然服毒身亡。

沙洲坝公社清水大队时任治保主任、杀人积极分子钟文发,后半生也是极度潦倒,上世纪90年代与老婆吵架后吃了农药并跑到田间,尸体腐烂了好几天才被人发现。我暂不在这里一一公布当年作恶者的结局,因为怕其亲属忌讳。但在这里,我想公布我自己村里在文革期间犯下罪行的“三大恶人”的结局,因为三人及其亲属我都认识,他们如有怒于我,我可以面对面致以歉意,应不致有大麻烦。在此先请吾乡亲原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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