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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王国中的杀戮(44)
—— 有关文革中几场大屠杀的史料辑录


 
 
沙甸事件中,革委会和沙甸回民冲突焦点是清真寺是否开放的问题。从文革初期破四旧开始,沙甸的清真寺就被关闭了。1971年“913”事件后,沙甸回民开始上访,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开放清真寺,让回民进入清真寺做礼拜,但没有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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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沙甸回民自行打开被封闭的清真寺做礼拜。消息传出,红河州和蒙自县的革委会,立即派出有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近百人工作队进驻沙甸搞“反复辟”,封锁道路,不准回民到清真寺做礼拜。回民绕道进去,工作队即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并说“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4年,全国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批林批孔”运动联系当地实际,沙甸这样的回民地区就变成了批判《可兰经》,关闭清真寺。

 
父亲回忆:“当时省革委负责人派大批工作队到沙甸搞‘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批宗教,粗暴干涉回民宗教活动,强行关闭清真寺。省革委主任周兴讲:‘他们(回民)打开一万次,你们(指工作队)要关闭一万零一次。’ 由于强行阻止回民进清真寺,引起了冲突。有人上京告状。王洪文批示:‘云南此类事件不少,希望周兴同志亲自抓一抓。’”
 
北京来电。为了镇压遏制沙甸回民的反抗,当地革委会在临近沙甸的鸡街建立了专门对付沙甸的“民兵指挥部”,沙甸也以原有的民兵武装为基础,并抢夺附近武装部的枪支,相应建立了“民兵团”以对抗。两边冲突不断,互有死伤。
 
1974年底,中央来电,点名由父亲带领沙甸回民代表上北京解决问题。这封电报被省革委印成传单,在昆明市及全省到处张贴散发。我记得母亲当年这样讲过:“你爸爸在云南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这样出名,他的名字随着中央来电被到处张贴散发。”
 
1975年元旦之夜,父亲和另外一个汉族干部带领沙甸回民10个代表,登上中央派来接人的三叉戟专机,当夜飞到北京,住进国务院招待所。中央来电上面,父亲的名字排在同去的那个汉族干部前面。到北京后,带队干部的名字做调整,父亲的名字被排在那个汉族干部后面。大家都知道,在共产党的体制里,排名顺序非常重要。父亲说:“我知道,他们对我犯疑心了。” 父亲还说,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周兴问过父亲多次:“你是哪里的回民啊?” 父亲回答是滇东北昭通的(沙甸是滇南)。从周的多次问话中,父亲感觉到一种不信任,好像是在探寻父亲和滇南那边的回民有无什么关联。
 
云南回民分为滇东北,滇西,滇南3块,历史上大多是作为军人从北方而来。 第一次,元朝时期随蒙古军队进入云南。第二次,明朝初年随蓝玉沐英征战云南,剿灭元末残余小梁王。根据家乡石碑记载,我的祖先就是第二次时,征战云南明王朝军队中的一员。回民一般比较彪悍,而云南回民因为先祖的军人历史传统,更加彪悍,最有名的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杜文秀造反。那次造反主力是滇西回民。有意思的是,沙甸所在的滇南回民在那次造反中,被清王朝招安,是镇压杜文秀为首的滇西造反回民的急先锋。滇东北回民也参加造反,老家那个村子因为造反被屠村,死了上千人,不过并没有和杜文秀的造反回民连成一片。
 
因为名字排序调整和周兴多次问话,父亲开始很小心了,所有和回民代表的交涉开会,父亲一定等到那位汉族干部在场才做,自己绝不敢单独和回民代表接触。
 
父亲虽是抗战初期参加共党的干部,一直也自认为对党忠心, 但在这种民族关系高度敏感紧张时刻,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在共产党内还是起作用。虽然同为共产党人,少数民族的共产党人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要比汉族共产党人多一个小心:要时刻提防被戴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
 
父亲回忆:“1974年12月,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和XX带领10个回民代表上京,在飞机上看到省州有关负责人和两派头头都来了。到北京后一起开会学习,中央领导人三次接见,参加的人有王洪文、吴桂贤、苏振华、陈锡联、纪登奎。中央宣布派红河州委书记冯治国和回民代表马绍美回红河收缴枪支。王洪文在会上讲:“如果不听,就要打土围子”。到第三次传达26号文件精神,就说要“实行军事包围,如不欢迎解放军进村,就采取军事解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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