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44)

 

 

沙甸事件中，革委会和沙甸回民冲突焦点是清真寺是否开放的问题。从文革初期破四旧开始，沙甸的清真寺就被关闭了。1971年“913”事件后，沙甸回民开始上访，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开放清真寺，让回民进入清真寺做礼拜，但没有得到解决。

 

1973年10月，沙甸回民自行打开被封闭的清真寺做礼拜。消息传出，红河州和蒙自县的革委会，立即派出有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近百人工作队进驻沙甸搞“反复辟”，封锁道路，不准回民到清真寺做礼拜。回民绕道进去，工作队即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并说“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4年，全国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批林批孔”运动联系当地实际，沙甸这样的回民地区就变成了批判《可兰经》，关闭清真寺。

 

父亲回忆：“当时省革委负责人派大批工作队到沙甸搞‘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批宗教，粗暴干涉回民宗教活动，强行关闭清真寺。省革委主任周兴讲：‘他们（回民）打开一万次，你们（指工作队）要关闭一万零一次。’ 由于强行阻止回民进清真寺，引起了冲突。有人上京告状。王洪文批示：‘云南此类事件不少，希望周兴同志亲自抓一抓。’”

 

北京来电。为了镇压遏制沙甸回民的反抗，当地革委会在临近沙甸的鸡街建立了专门对付沙甸的“民兵指挥部”，沙甸也以原有的民兵武装为基础，并抢夺附近武装部的枪支，相应建立了“民兵团”以对抗。两边冲突不断，互有死伤。

 

1974年底，中央来电，点名由父亲带领沙甸回民代表上北京解决问题。这封电报被省革委印成传单，在昆明市及全省到处张贴散发。我记得母亲当年这样讲过：“你爸爸在云南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这样出名，他的名字随着中央来电被到处张贴散发。”

 

1975年元旦之夜，父亲和另外一个汉族干部带领沙甸回民10个代表，登上中央派来接人的三叉戟专机，当夜飞到北京，住进国务院招待所。中央来电上面，父亲的名字排在同去的那个汉族干部前面。到北京后，带队干部的名字做调整，父亲的名字被排在那个汉族干部后面。大家都知道，在共产党的体制里，排名顺序非常重要。父亲说：“我知道，他们对我犯疑心了。” 父亲还说，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周兴问过父亲多次：“你是哪里的回民啊？” 父亲回答是滇东北昭通的（沙甸是滇南）。从周的多次问话中，父亲感觉到一种不信任，好像是在探寻父亲和滇南那边的回民有无什么关联。

 

云南回民分为滇东北，滇西，滇南3块，历史上大多是作为军人从北方而来。 第一次，元朝时期随蒙古军队进入云南。第二次，明朝初年随蓝玉沐英征战云南，剿灭元末残余小梁王。根据家乡石碑记载，我的祖先就是第二次时，征战云南明王朝军队中的一员。回民一般比较彪悍，而云南回民因为先祖的军人历史传统，更加彪悍，最有名的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杜文秀造反。那次造反主力是滇西回民。有意思的是，沙甸所在的滇南回民在那次造反中，被清王朝招安，是镇压杜文秀为首的滇西造反回民的急先锋。滇东北回民也参加造反，老家那个村子因为造反被屠村，死了上千人，不过并没有和杜文秀的造反回民连成一片。

 

因为名字排序调整和周兴多次问话，父亲开始很小心了，所有和回民代表的交涉开会，父亲一定等到那位汉族干部在场才做，自己绝不敢单独和回民代表接触。

 

父亲虽是抗战初期参加共党的干部，一直也自认为对党忠心， 但在这种民族关系高度敏感紧张时刻，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在共产党内还是起作用。虽然同为共产党人，少数民族的共产党人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要比汉族共产党人多一个小心：要时刻提防被戴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

 

父亲回忆：“1974年12月，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和XX带领10个回民代表上京，在飞机上看到省州有关负责人和两派头头都来了。到北京后一起开会学习，中央领导人三次接见，参加的人有王洪文、吴桂贤、苏振华、陈锡联、纪登奎。中央宣布派红河州委书记冯治国和回民代表马绍美回红河收缴枪支。王洪文在会上讲：“如果不听，就要打土围子”。到第三次传达26号文件精神，就说要“实行军事包围，如不欢迎解放军进村，就采取军事解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