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上，卓别林在希特勒嚣张之时拍《大独裁者》给今天带来的启示

 

（大中报/096.ca讯）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卓别林在他的自传中说，“我开始收到联美制片公司发来的警告，有人劝告公司说……我可能会遇到审查问题。此外，我们制片厂的英国办事处也对拍摄反希特勒的影片感到担心，怀疑片子能否在英国上映。更令人担忧的是，纽约办事处寄来了信，恳求我不要拍这部电影，宣称片子永远不会在英国或美国公演。”

 

但卓别林不愿意就范。他知道《大独裁者》这个片子值得制作，果不其然，上映后票房大卖，成为1941年美国第二大卖座影片。在这部电影上映80周年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最令人意外的是卓别林的超前预见。

 

《大独裁者》这部大师级巨片，不仅是一部令人欢笑的喜剧和冷酷无情的政治宣示，还是对希特勒这个大独裁者个人心理毛骨悚然的准确洞察。法国的希腊裔政治电影元老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在一部纪录片的制作中说，“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看到了当时世界领导人看不到的未来，那时他们还站在希特勒一边。”

 

更为精彩的是，卓别林不仅尽情挖苦讽刺希特勒，而且也嘲弄了跟随希特勒迈着军国主义正步前进的每一个独裁者。《卓别林：流浪汉的奥德赛》（Chaplin: the Tramp's Odyssey）一书的作者西蒙·卢维什（Simon Louvish）说，这部电影“当时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并将继续产生共鸣”。如果你想看到21世纪暴君们的清楚下场，你可以由80年前这部电影得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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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严肃的信息 

卓别林拍摄《大独裁者》时，他早已对德国纳粹嗤之以鼻，而纳粹也相当仇视他。尽管卓别林不是犹太人，一部德国宣传片却指责他是“德国之外的犹太人”之一。但美国媒体则称赞他是“20世纪的摩西”，因为他资助了数千名犹太难民逃亡。卓别林最初将这个片子命名为《独裁者》（ The Dictator）。卢维什说，卓别林开始拍摄时，是“有使命感的。他同时代的一些喜剧演员，比如著名劳莱和哈代二人组合，只想拍搞笑电影赚钱。但是卓别林对他想说的话却是很认真的。《大独裁者》不仅仅是一部电影，也确实是当时现实所需要的东西。”

 

不过，卓别林拍《大独裁者》不光光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他还被自己与希特勒间的神秘联系所吸引，希特勒和他都出生于1889年4月的同一个星期之内。英国喜剧演员汤米·汉德利（Tommy Handley）在1939年录制了一首关于德国元首希特勒的滑稽歌曲，名叫《这个长得像查理·卓别林的家伙是什么东西？》。

 

两人50岁生日时，《观察家》杂志（The Spectator）就此特别发表一篇社论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个主题。社论说，“颇为讽刺的，似乎出于天意，查理·卓别林和阿道夫·希特勒出生的时间相差不超过四天。他们的出生日期相近和相同的小胡子（这是指卓别林电影中流浪汉角色的扮相，特意使用小胡子是为了获得形象怪异的效果）可能是天生注定，这揭示他们都生来就很聪明。不可否认，他们两人都是天才，其存在都映照出同样的现实，即现代社会中“小人物”的困境，并都以扭曲之方式做出映照，但卓别林映照的是善良的一面，而希特勒则是无法形容的邪恶。”

 

匈牙利出生的英国制片人亚历山大·科达（Alexander Korda）建议卓别林利用他一贯的“流浪汉”银幕形象与希特勒外形的相似来大作文章，但很明显，如果整部片子都是让卓别林惯扮的流浪汉形象来讽刺一个独裁者，观众会受不了，因此卓别林选择分饰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德曼尼亚的独裁统治者阿登诺德·辛克尔；另一个角色是患了失忆症，谦虚老实的无名“犹太理发师”。片头一开始即写道，“独裁者辛克尔和犹太理发师外貌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不可避免地，这种巧合的相似外形会产生被误会为对方的戏剧效果，不过这一幕直到电影进入高潮才发生。这时理发师被生拉硬扯到一个本来应是与他相似的独裁者辛克尔发表演讲的台上，在此卓别林借理发师之口发表了五分钟的真诚讲演，呼吁人类要活得有尊严和友爱，“我们需要机器，但更需要人性！我们需要聪明才智，但更需要仁慈和善良！”这段演讲词，或许是对剧情的画蛇添足，比如普利策奖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即如此认为，但也提升了整个片子的境界。

不过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卓别林是在两个角色平行发展的不同故事线之间不断切换，这让我们记得纳粹迫害中既有受害者，也有施害者。在犹太人的社区，性格温和的理发师与敢于反抗的洗衣妇汉娜发展了恋情，汉娜由卓别林当时的妻子宝莲·高黛（Paulette Godard）饰演。片中纳粹冲锋队把刚从杂货店偷来的西红柿砸向汉娜的场景，是最令人愤怒的恃强凌弱的暴力写照。而此时，辛克尔（片子未采用元首the Führer 作他的称号，而改用表示轻蔑的谐音词“屁话”the Phooey）在他的宫殿里正在为如何智胜他的竞争对手本塞罗·纳帕罗尼（即墨索里尼的化身）而烦恼。

 

两条故事线对气焰正盛的纳粹抨击都很大胆，以至于相比之下，同时代大多数大银幕对纳粹的讽刺作品就显得比较软弱无力。德裔导演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1942年推出的黑色喜剧片《生死攸关》（To Be or Not To Be），一直避免提到“犹太人”这个词。卓别林则完全不予遮掩。在《大独裁者》的犹太人社区场景中，很突出的是，所有的窗户上都被纳粹冲锋队用油漆刷上大写字母“Jew”（犹太人）。理发师想擦掉油漆，被纳粹突击队员发现追赶，这个追赶的连续镜头让人想起《警察》一片中的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饰演的角色被一群警察狂追不舍的片段。

 

但是在《大独裁者》这个场景中，一阵追捕之后，冲锋队员把套索套在了理发师的脖子上，并把他吊上一根灯柱，理发师只在最后一刻才获救。虽然过程惊险，但是卓别林仍不忘搞笑，一直在搞笑场面和惊险追逐之间惊人地快速切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冲锋队员对白没有德国口音，或当时上流社会的英式英语口音，后来的好莱坞电影中出现的许多纳粹分子会以这类口音讲话。而《大独裁者》中大多数德国人却是地道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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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克尔的宫殿里，营造的喜剧气氛较轻松，也更滑稽。卓别林根据喜剧演员组合马克思兄弟主演的喜剧片《鸭羹》的滑稽传统，为当时欧洲的一场政治闹剧绘出了一幅讽刺漫画。杰克·奥奇（Jack Oakie）饰演的纳帕罗尼就如同马克思兄弟中的奇科·马克思（Chico Marx）饰演的一位精力旺盛的意大利智者。影片也没有忽视对独裁者罪行的揭露，其中一个情节指辛克尔一时心血来潮下令处决了3000名抗议者。

 

不过卓别林着力表达的是这个角色的虚荣、愚蠢和幼稚。其中有个一次性视觉恶搞镜头，辛克尔办公桌后面耸立着一个文件柜，但柜子没有一个抽屉，却藏着几面镜子，辛克尔不时会照镜顾盼自雄一下。当纳帕罗尼从他统治的国家班克特里亚（Bacteria，意思是细菌，挖苦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如同细菌传播）来作国事访问，这两个法西斯头子幼稚地相互较劲，理发时抢着把自己的椅子升高，拍照时则争抢最上镜位置。

 

片子传达出的信息是：辛克尔不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家，也不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只是一个自信心过度膨胀的未成年人。这在辛克尔玩充气地球跳舞，梦想他是“世界之王”这个非常精彩的一幕中表达得最淋漓精致。辛克尔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小丑，他虚张声势，惯于自欺欺人，着迷于自己的公开形象，粗暴对待自己的秘书，陶醉于奢华的住所，为了赢得更多的权力而改变自己的重大政策。卓别林在自传中写道，“对我来说，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嘲笑骗子，而且很难找到比希特勒更大的骗子。”

 

辛克尔反犹太人的演讲实际是假德语，为一连串无词义语音的疯狂咆哮，只中间夹杂着德语单词“犹太人”而已。这个疯狂咆哮听起来很恐怖，但缺乏信念，只是出于权力的迫切需要，目的是要转移德曼尼亚人对他经济失败的注意力。他的文雅助手、戈培尔的化身加比施（亨利·丹尼尔饰）说，“对犹太人施加暴力可能会让公众不再注意他们在饿肚子。”

 

这部电影被指责对纳粹暴行的批判是轻描淡写。卓别林在他的自传中回应说，“如果我早知道德国集中营的恐怖真相，我不可能会拍摄《大独裁者》，不会用纳粹的疯狂杀人行为来取笑。”但卓别林不仅仅是在取笑希特勒，就像另一位电影人梅尔·布鲁克斯1967年发表的《制片人》拿希特勒取笑一样，卓别林还敏锐地指出了男性世界领导人脆弱的自尊心。

 

看看今天世界任何国家的独裁者和准独裁者，你可以发现这些独裁者均有卓别林嘲笑的幼稚人格特质，比如痴迷于到处张贴自己的画像，生活方式奢侈浮华，政策翻云覆雨，计划天马行空，爱搞自我满足的盛大游行，以及喜欢胸前挂满勋章等等。在电影中有这样一幕，影射德国元帅戈林的剧中人物赫利（比利·吉尔伯特主演）制服上戴的勋章太多，以至于辛克尔为他再次授勋时，不得不把赫利身子扭过去，在他身上找地方添加新的勋章。卓别林在制作《大独裁者》的时候，希特勒正处于权力的顶峰，不可一世，但卓别林已经认识到，就像希特勒以后的每一个独裁者一样，希特勒恶贯满盈但也幼稚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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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国传记作者尤尔根·特里伯恩（Jürgen Trimborn）的说法，卓别林这部电影的大部分灵感来自他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观看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为希特勒制作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其他观众被纪录片所震慑之时，卓别林却因纪录片的荒谬场景而爆发大笑。有人劝他放弃拍摄《大独裁者》，有感于纳粹主义之荒诞必须予以嘲讽还击的这种感受让他坚持了下去。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决心继续干下去，因为希特勒必须受到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