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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亚裔的暴力袭击为何在美国难以被控仇恨犯罪?

来源: 大中报 冯惠蓉

 
(大中报/096.ca讯)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说,上月一个寒冷的晚上,一名华裔男子在曼哈顿华埠附近步行回家时,一个陌生人突然跑到他身后,把刀刺进他的后背。

  
对许多亚裔美国人来说,这起事件令人惊恐,但并不意外。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在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种族暴力的最新例子。
 
但调查人员表示,行凶者是一名23岁的也门男子,他在袭击前没有对受害者说过一句话。检察官认为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种族主义动机。袭击者被指控谋杀未遂,但不是作为仇恨犯罪。
 
这一声明激怒了纽约市的亚裔美国人领袖。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外抗议,要求以仇恨犯罪的罪名起诉。他们厌倦了他们眼中的种族主义攻击被当局忽视。
 
“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在集会上发言的社区活动人士唐·李(Don Lee)说。“这不是随机袭击。我们要求承认这样的犯罪行为正在发生。”

 
这次集会反映了对于如何应对暴力侵害亚裔美国人的报道增多,公众开始了痛苦的讨论。每一次新的袭击都让亚裔美国人感到越来越脆弱。许多事件要么没有逮捕任何人,要么没有被指控为仇恨犯罪,因此很难用可靠的数据来了解亚裔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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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人男子罗伯特·亚伦·朗(Robert Aaron Long)被控周二晚在亚特兰大地区的水疗中心开枪打死八人(其中包括六名亚裔女性)后,这种不满情绪本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
 
调查人员表示,目前确定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朗被捕后否认自己存在种族偏见,并告诉官员,他杀人是因为自己的“性瘾”而进行的报复。
 
亚特兰大枪击事件和最近的其他袭击事件暴露了证明种族主义动机所面临的困难。这些袭击只是碰巧涉及亚裔受害者吗?还是袭击者故意以一种不言而喻但却无法在法庭上作为证据的方式针对亚洲人?
 
许多亚裔美国人一直在想,将他们——尤其是女性——视为弱者或顺从者的文化刻板印象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
 
其他明显带有种族动机的事件并没有导致逮捕。目前警方仍在搜寻一名男子,此人上周在皇后区称一名亚裔美国母亲为“中国病毒”,并向她的孩子吐口水。
 
随着人们开始讨论,什么样的行为才符合法律上的反亚裔偏见,这个社区正在努力应对这样的现实:法律的设计根本没有考虑到亚裔美国人遭受种族主义的许多方式。
 
在纽约州,要指控此类袭击为仇恨犯罪,检察官需要证明受害者是因其种族而成为攻击目标。
 
但专家表示,在针对亚裔的攻击中,证明种族主义动机可能特别困难。没有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反亚裔仇恨象征可以对应套索或纳粹勾十字记号。历史上,全国各地的许多亚裔犯罪受害者都是被抢劫的小店铺业主,这使得动机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反黑人、反犹太或反同性恋的仇恨犯罪有一个可识别的原型,”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法学教授王鲁仁(Lu-in Wang)说。“它们通常更明确。”
 
关于遏制暴力的最佳措施,亚裔美国人存在严重分歧,反映出这个包含数十个种族的群体存在广泛的意识形态和代际差异。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纽约市约有120万亚裔,占该市人口的14%。

一些人呼吁降低仇恨犯罪指控的门槛,加大惩罚力度,并增加纽约警察局的经费,以调查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
 
还有一些人反对这些提议,称增加警力可能会损害他们自己的社区,加剧种族紧张局势,并过度针对长期以来遭受强硬治安的黑人和拉丁裔社区。
 
“我很少见过社会地位更优越的人被指控犯有仇恨罪,”公共辩护组织法律援助(Legal Aid)种族公正部门的监督律师安妮·奥雷迪科(Anne Oredeko)说。“通常你最终看到的是有色人种被控仇恨犯罪。”
 
根据纽约州的法律,某些犯罪行为可以升级为仇恨犯罪,从而增加潜在的监禁刑期。作为证据,检察官经常指出被告充满仇恨的口头声明或社交媒体帖子。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一个研究中心对警察数据的分析,在美国大城市中,纽约市去年报告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幅最大。根据纽约警察局的数据,到2020年有28起此类事件,而2019年为3起。
 
仅在过去的一个月中,警方就接到了数起针对亚裔受害者的袭击报告,其中包括在皇后区一名老年女性被推出一家面包店。没有任何事件被指控为仇恨犯罪。
 
实际上,纽约市今年因反亚裔仇恨罪被起诉的唯一一人是台湾人。他被指控在皇后区的几家商铺外涂鸦反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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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承认数据有限且不完善。预计将于6月通过的一项待定法案将为纽约的法院、警察和检察官建立更加标准化的系统以报告仇恨犯罪事件。
 
负责警察局亚裔仇恨犯罪工作小组的副警督斯图尔特·卢(Stewart Loo)在接受采访时说,由于语言障碍或担心对移民身份的质疑,亚裔美国人在举报犯罪行为上通常犹豫不决。他说,许多人还担心遭到肇事者的报复,或者只是不想制造麻烦。
 
“这是个吓人的程序,”斯图尔特·卢说。“你不得不去警察局,不得不与探员交谈,不得不与检察官交谈。”
 
去年在纽约,以仇恨罪被起诉的袭击事件通常包含当事人指责亚裔传播新冠病毒,呼应前总统川普曾经对这种病毒的称呼——“中国病毒”和“功夫病毒”。

例如,据检察官说,去年3月,一名白人女性被指控犯有仇恨罪。她在曼哈顿的大街上和一名过马路的亚裔女性相撞,她说:“这里有新冠病毒就是因为你。”然后向她吐口水并扯她的头发。
 
检察官说,在上个月的唐人街捅刺事件中,没有证据表明被告萨尔曼·穆夫莱希(Salman Muflehi)是因为受害者是亚裔或在因为在行凶前看到了受害者的脸而将其作为目标。不过穆夫莱希后来告诉警方,他不喜欢受害者看他的方式。
 
穆夫莱希十几岁时从也门移民到纽约。根据对他的兄弟和母亲的采访,他患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有多年,经常卷入打斗并因此入狱。他们说,他从未表达过任何对亚裔的仇恨。
 
此前,他因涉嫌殴打他的兄弟和父亲而被捕。检察官说,最近,他在1月被控击打一名拉美裔男子的头部。(先前的新闻报道将该受害者错误地认定为亚洲人。)
 
穆夫莱希目前仍在狱中。他面临四项刑事指控,包括谋杀未遂。在指控中加上仇恨犯罪将使他面临的最低刑期从五年提高到八年。
 
那名36岁的受害者的身份尚未公开,他因伤在医院住了两周多,已于周日出院。
 
警方调查人员建议以仇恨犯罪的罪名起诉这起事件,但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不同意这一说法。
 
曼哈顿唐人街的社区组织者雪莉·吴(Shirley Ng)支持放宽仇恨犯罪指控的标准,并取消对他们的保释,因为在她看来,官员在涉及亚裔受害者的案件中的处理过于宽大。
 
“说这些嫌疑人有精神疾病太容易了,”雪莉·吴说。“有时他们能意识到自己在伤害别人。”

 
还有一些人表示,更严厉的执法可能最终导致亚裔美国人与黑人和拉丁裔社区的对立,加剧种族紧张关系。
 
社会服务机构华裔美国人规划委员会(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主席韦恩·何(Wayne Ho)表示,他的许多亚裔同事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受到了口头骚扰,但他们选择不向执法部门报告,因为他们担心骚扰者(通常是有色人种)可能会受到警方的虐待。
 
“我问自己,我想让这个人进监狱吗?”韦恩·何的同事爱丽丝·黄(Alice Wong)说。“把一个人关进监狱并不会让他们不再憎恨任何人。”
 
认识到这一挑战,一些执法官员呼吁犯下仇恨罪行的人参加反种族歧视课程,以替代坐牢。
 
检察官说,去年3月,四名十几岁的女孩在布朗克斯的一辆公交车上袭击了一名52岁的亚洲女子,并指责她传播冠状病毒。其中一个女孩用伞打她。
 
在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检察官允许其中三名女孩参加为期两个月的仇恨犯罪教育项目,以避免刑事指控。由于是未成年人,她们的身份没有公开。
 
监督该项目的民权律师伊丽莎白·欧阳(Elizabeth OuYang)表示,该项目帮助这些女孩打破了她们的刻板印象。这些女孩是黑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与亚裔美国人有太多互动。到最后,欧阳确信,她们已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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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孩都是好孩子,”欧阳说。“她们不是邪恶的怪物。我以我母亲的名义起誓,她们不会再进行仇恨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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