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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证明,中国人来自非洲,中华文明是外来的


 
如果不是国际人类学家利用分子生物技术进行DNA遗传学鉴定和追踪,绝大多数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接受我们的祖先来自非洲的事实。同样,面对四川三星堆出土四千多年前的类西亚文物,以及河南殷墟出土的一百多具白种人遗骨(经中澳日三国DNA鉴定),国内大多数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不愿或不敢面对一个颠覆认知的黑天鹅事件:类似四千多年前雅利安人从高加索地区迁徙南亚的历史同样也发生在了东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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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和殷墟的青铜文明揭示了一个事实,它也是数十年来很多海内外学者提出和论证过的事实:三千七百多年的中华文明不是原生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包括埃及在内的西亚青铜文明的东进,中华大地以仰韶村为代表的中西部和以良渚村为代表的东南部都将更长久地延续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活。

 
一, 什么是文化和文明?

“文化”一词来自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他的初始定义为“灵魂的培养”。在人类学上,文化指族群、部落和国家所表现的生活方式及其衍生出的各种精神层面的人文活动。例如,八千年前的仰韶村人制作的彩陶以及他们描画的图案。人类学研究认定最早的文化发轫于一万二千多年前。
 
“文明”一词是一九六八年英国剑桥大学考古系主任格林﹒丹尼尔在他的著作《最初的文明》进行了论述,即构成文明的三大要素是城市、文字和礼仪性建筑物。中国考古学泰斗夏鼐先生开列的文明三要素也很精辟:城市、文字和青铜冶炼。国际上公认地球上最早的文明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它称之为苏美尔文明,发生在相当于今天的伊拉克一带,俗称“两河文明”,两河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古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此创建文明的是苏美尔人,他们最早发明了文字,其书写方式就是在泥板上用芦苇按压出像鸡爪一样的“楔形文字”。除此以外,他们还发明了车轮、金属冶炼、犁铧、羊毛编织和六十进位制,都是深刻影响全人类的重大发明!苏美尔王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后被古巴比伦国灭亡,之后优秀的苏美尔民族竟然不知所踪,成为历史学家们研究的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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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千年前的中华大地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中国一百多年的考古发现了很多属于五千多年前的遗址,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这些先民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状态,即有彩陶、玉器饰品、祭祀、纺织、动物驯养和农耕等文化现象,没有城邦、文字即青铜冶炼等文明的萌芽。蜚声国际史学界的著名遗址有仰韶、良渚、河姆渡、红山等文化遗址。具体而言,五千年前中国的先民居住在半地穴或干栏式住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华),过着农耕和渔猎混合的部落生活,穿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主要靠打猎后剥下的皮毛,用骨针缝制成衣物;不能肯定的是有没有出现中国最早的丝织物,传说中的有巢氏发明养蚕纺丝的年代没有定论。此外,五千年前的中国先民部落使用了石制武器和工具,掌握了制陶和彩绘技术,学会了耕种水稻和小米,驯化了猪、狗。但是这些部落没有青铜、金银器、小麦、黄牛、绵羊、马、车,也没有火葬。上述内容就是五千年前中国先民的基本生活状况。

三、青铜文明东进中国



国际史学界多数学者秉持世界青铜文明一元论,即在欧亚大陆不大可能在两个或以上的地区同时或先后产生出青铜文明。或者可以这样理解,青铜冶炼技术非常复杂,也需要很苛刻的自然矿藏条件,苏美尔人在五千多年前发明了青铜冶炼实属天大的幸运和巧合,其他地区再次发生同样的巧合不是完全不可能,而是相当于中六合彩!苏美尔人的青铜冶炼技术最先传播到了古埃及,之后向西和向东分别传播到古希腊和古印度。根据欧亚大陆各地区与两河平原的远近,再结合这些地区使用青铜的年代顺序也印证了青铜文明存在一元化的世界体系,欧洲和东亚都是这个体系的边远地区。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推测,传入中国的青铜文明分为前后两支:

三星堆青铜文明是较早进入中国的一支,它是西亚人在四千五百年前后经南亚传入中国的西南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古蜀国。西亚青铜文明进入四川走西南古道最合情理。三星堆出土的大批象牙、海贝、金面具和通天神树和青铜雕像可以断定,这些文物所代表的形而上祭祀文化绝非中华本土文化的沿革。且不说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同时代遗址没有这些风格迥异的文物,就连黄金饰物也少得可怜。即使有黄金出土,也不是出自时人的冶炼技术,而是他们在山石间偶遇的单体金。因为古代中国是个黄金稀缺的国度,秦汉典籍上所谓“赏金百斤”之类的文字绝大多数指的是铜!



关于三星堆大家最容易产生的疑问有这么两个:其一,为什么文物上没有发现文字?笔者答曰:目前三星堆发掘的数量仅为千分之二,今后会不会有文字出土还不一定;另外,作为大型祭祀场所,古蜀人有没有在贡品和神器上镌刻文字的习俗也很难说。其二,为什么没有发现当时的古蜀人遗骨?笔者答曰: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些古蜀人面临外敌灭族的危机,把所有不便携带的神器分散填埋,然后全体撤离。有个现象支持这种“撤离说”,那就是三星堆目前尚未发现类似生活必须品的文物。还有,据东晋《华阳国志》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之师前歌后舞,令殷人倒戈。”这段文字说的是古蜀国协助了武王伐纣,并且用歌舞的方式策反了殷人才导致了周武王以弱胜强。因牧野之战在年代上与三星堆文明的终结相重叠,不免让人联想到兔死狗烹的丛林法则。

殷墟青铜文明是较晚进入中国的一支,它是大约四千年前的高加索人种的游牧民族从中亚取道河西走廊来到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这个迁徙过程是漫长的,可能长达两三百年。这些白种人赶着马车带着青铜器物、黄金饰物、海贝、象牙等异域珍宝走走停停,沿途与中国各地黄种先民做易货贸易,所以他们被华夏先民称之为“商人”。最后,他们大约在三千六百年前的河南安阳地区建立了商朝,这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信史的朝代。作为殷墟发掘的负责人,著名考古专家李济在他的《安阳》一书披露,殷墟中不仅有蒙古人种遗骨出土,也有大量的白种人遗骨,甚至还有少数黑人遗骨,这些人生前都遭遇了各种类型的残酷斩杀。大批白人遗骨提取的DNA得到了中国、日本和澳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鉴定。然而,李济等大多数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依旧坚守“中华文明中原中心论”的阵地,他们根据甲骨文的部分记录断定: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率军征伐西域后班师回朝带回大批白人俘虏,因此,殷墟的白人遗骨是祭祀和陪葬的牺牲。



这种说法其实似是而非,存疑之问如下:第一,为什么一九七六年发掘的商朝王后妇好的墓穴只发现泥土中的白种人遗骨,而地层更下方的棺椁中却没有尸骨遗存?为什么多次殷商考古都可以发现殉葬白人遗骨却从未发现商王、王后、贵族的遗骨?而对中小墓地埋葬的平民遗骨为什么仅限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就断定是蒙古人种,为什么不对这些正常安葬的平民遗骨做DNA人种学鉴定?有没有可能是官方出于狭隘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考古研究进行了干预?第二,殷墟地处中原却发掘出6800多个海贝,有些品种来自于南非地区。这种奇特墓葬文物除了殷墟和三星堆以外,历代考古发掘鲜有所闻。这说明商朝上层社群的来历和背景绝不是中原地区。第三,夏朝在年代上紧邻商朝,为什么二十多年前花费倾国之力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都无法找到夏朝的青铜和文字遗迹?而且,甲骨文明显是在3700年前至3300年前之间由不成熟的象形表意走向了成熟的抽象表意,这可大体证明中国最初的文字起源于商朝。第四,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在中国史学界提出了著名的“殷周差异论”,他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指出:“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为什么中国周朝以降皆有政治、文化的代际传承,唯独商、周之交会呈现罕见的剧变?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引发改朝换代的牧野之战是发生在不同人种之间的灭族之战。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商朝是白种人建立的,它是中华大地上第一个具有文字、青铜和马车的文明之邦。



综上三星堆、殷墟所述,早在4500年前至4000年前之间,先后有两支高加索人种的游牧民族经过南亚和中亚两个方位进入中国的西南和中原地区,分别建立了古蜀国和商朝。在两三百年的迁徙过程中,这两支游牧民族和中国土著先民进行了长期的易货贸易、相互攻伐和血缘交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商朝是少数白种人建立的统治集团,大多数人口是被统治的平民和奴隶,他们理所当然是东亚蒙古人种。最后因为战争的原因,商朝统治集团大多数被消灭,古蜀国人整体性逃亡。鉴于青铜文明、文字和马车来自高加索人种的东进,它们极大地推进了处在新石器晚期的中国地区的社会发展,所以说中华文明非本土原生,属于次生文明。

生物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生前身后遭遇过很多批评和质疑,因为他的理论缺乏证据链的完整性,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物种起源》一书成为一部伟大的传世之作。囿于素材和学养所限,笔者在进行论述和推理过程中难免存在主观臆断或管窥蠡测,唯愿这篇拙作可以起到激发思考和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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