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习近平上台至今 中国有61.3万人出逃成难民

（大中报/096.ca讯）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报道说，三年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Filippo Grandi）在访问中国时，赞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难民危机寻求长期的解决方案”。然而正是他领导机构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里，中国公民在他国寻求庇护的人数急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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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的数据，中国寻求庇护的人数从2010年的7,732人，逐年上升到2020年的10万7,864人，10年增长了13倍。其中大部分增长趋势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形成的。

《经济学人》杂志上周刊文指出，“自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以来，已经有61.3万中国人在别国申请庇护。” 这一增长趋势伴随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出现，“他以一年比一年更紧的铁腕统治着中国，”该文说。

“这些数字传达的印象肯定与我在同一时期的经历是一致的，”人权组织“人权第一（Human Rights First）”难民计划法律策略主任安文·休斯（Anwen Hughes）告诉美国之音。

总部在纽约市的“人权第一”，是一个为“无法聘请称职私人律师的寻求庇护者提供法律帮助”的服务机构，也是倡导寻求庇护者在美国权利的呼吁组织。

休斯说，该组织给予帮助的申请者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活跃人士，“无论他们是草根倡导者，当地社区的活跃人士，从事中国人权事务的律师，从事劳工权利工作的人，名单不胜枚举，这是一方面，还有许多以少数族裔成员或少数族裔社区的活动家身份申请的人，但通常都是来自（政府）目标群体的普通公民。”



维权律师、维权人士成新政治庇护理由

“习近平上台之后，情况就很快发生变化，” 曾经在胡锦涛时代被关押的维权律师滕彪说。“他对民间的各种力量，不仅仅是律师，也包括记者、学者、包括宗教人士等等，当然对藏人、维吾尔人也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镇压。这个就使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开始明显的上升、明显的增加。”

“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庇护的理由。” 在纽约皇后区的移民律师李进进说。他指的是习近平上台后，在2015年的709抓捕律师，以及全国各地的强制拆迁事件和一大批上访人员。

《经济学人》的报道说，“大多数中国寻求庇护者可能是汉族，这个族群占人口的 90% 以上。”“自 2012 年以来，他们的自由也有所减少。”

除了2015 年248 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709大抓捕”中被警方拘留和讯问，近年来中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女权组织和教会的成员也遭逮捕。

计划生育风潮未过

“我们这边最忙碌的时间应该是在2015年到疫情之前吧，”在纽约法拉盛专为华人办理庇护案的凯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芳说。“那段时间我们公司是非常非常忙，可能一天光是签这个合同都要好几个助理去让客人排队跟我们签合同。”



尽管中国政府从2016年已经改变一胎化政策，可以生两胎，现在更鼓励生三胎，但以遭受一胎化迫害为由申请庇护，仍占刘芳所在律师楼代理的多数案例。

“她怀的孩子大概已经有九个月，过两个星期就可以生了，结果被计生办的人抓到了医院，”移民律师刘芳讲了她代理的一个庇护案。“然后当时她跟我讲医生直接摸着孩子的头，在她肚子里直接打了一针进去，然后后面孩子生出来就是一个死胎。”

“比如说一些阿姨，她们都是在她们年轻的时候被做过人流、被结扎过。所以，计划生育这个风潮还没有完全过去。” 刘芳说。

“从一个律师来说，如果我能从他们过往的经历里面找到计划生育迫害的理由，她们的理由能够达到庇护的入门的门槛的话，我一般都会建议，他们以计划生育提出申请，”刘芳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生孩子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如果你单单是被剥夺生育的权利那还好，但是像很多客人她们是她们已经是怀上孩子了，已经三个月、五个月，甚至九个月，马上就可以生孩子了，基本孩子已经成型了，如果在美国你弄个引产出来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被强行打针，然后生出来死胎，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跟谋杀没有太大区别。” 刘芳表示。

刘芳认为，一胎化政策对妇女生育权的侵犯是最严重的人权侵犯，“当然其它东西宗教啊、房子拆迁啊，一个是剥夺你的财产，一个是剥夺你的信仰，那我觉得都没有剥夺你孩子的生命来得更加残酷。”



维吾尔人的庇护潮

“2012、13年开始，急剧地出现的是一大批维吾尔年轻人，年龄最小都可以达到10来岁，大的到20来岁……这是第一批到了美国的这些维吾尔人了。” 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说。“因为我当时在移民局当翻译给这些人申请避难的，很多维吾尔的小孩子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在他们临走之前告诉他们，到美国就申请政治避难，再也不要回来了，这就是第一批出现的、我亲眼见到的在美国的维吾尔人。”

伊利夏提表示，2014、15年开始，维吾尔人在办不出护照的情况下，通过变卖财产偷渡逃离新疆家园。“就是把房子什么都卖掉，然后到云南、到贵州等等这些地方，然后通过缅甸、越南、老挝，再步行一直走到马来西亚、泰国等等，如何通过这些国家辗转到达土耳其。”

“所以现在土耳其大概有十几万难民。这些难民家庭都被分离，一部分男的被泰国政府遣送回中国，女的和孩子就被土耳其接走，这些家庭的处境非常艰难，”伊利夏提说。

伊利夏提说，跟后来维吾尔人要拿护照难于上青天不同，在张春贤任职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期间，曾一度鼓励大家办护照。“当时派出所的警察挨家挨户上门动员你办护照，这种现象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政策，所以很多人当时就觉得那就办吧，有人出来了，有人留下了。”

“大部分父母把孩子带出来安置在国外，然后自己回去了，” 伊利夏提说。“到2017年就开始出现集中营，抓捕的罪名之一是有护照或者是到过国外的维吾尔人，所以就出现大批的维吾尔孩子待在国外，父母被抓起来。”

《经济学人》说：“自 2017 年以来，至少有 100 万人被关押在集中营。根据前囚犯和卫星图像分析，囚犯遭受酷刑、强制绝育和灌输。集中营外的人则生活在近乎持续的监视之下；有些人被迫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工厂工作。数百人，可能是数千人，已逃往海外。”

北京长期以来否认新疆存在人权侵犯问题，强调政府在新疆实施的政策只是为了去极端化和减贫。



香港人广受各国欢迎

习近平治下的另一个危机是在香港不断侵蚀“一国两制”国策，违反破坏“50年不变”的承诺，进而实行国安法，将香港变成一个越来越像中国大陆的城市。

不过，纽约的香港人权活跃人士杨锦霞说，香港寻求庇护的人数应该“最多几百”。原因是香港有英国给予的宽松移民政策，“所以大部分人，虽然他们是年轻人如果他的爸爸妈妈有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那几十万人他们也可以去那边吧。” 她说。

“英国为其前殖民地居民提供了获得完全公民身份的途径。今年2月至3月，即该计划启动的头两个月，有34,000名香港人申请来英国。” 《经济学人》说。

香港人还得到了其它国际移民或工作的便利。杨锦霞说，“台湾他们也有一条路嘛，虽然他们不是很正式的移民，但是可以去台湾工作啊，现在当然可能因为是疫情。还有一点就是加拿大嘛，加拿大相对来说他们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如果你是要政治庇护，半年、10个月就搞好了，而且那边有很多的资源嘛。他们好像说你申请就只要几百块加币，还有很多香港团体在那边可以帮忙嘛。”

“澳大利亚开放香港专业移民，所以香港人的路是很多的，还可以去新加坡啊，他们招技术人员嘛。有很多移民移到泰国，在泰国买一个很漂亮的房子。”杨锦霞说。



红色通缉令造就的庇护者

习近平上台后还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即红色通缉令）打击反腐运动中的目标人物。

“中国的红色通缉令过去10多年来涉及2000多人，”纽约的移民律师李进进说。“习近平反腐后的红通，‘猎狐行动’涉及100人，后来又加了150人，跟反腐相关。”

“这是红通猎狐行动中（涉案人）最年轻的一个案子嘛。”代理‘百名红通人员’第12号刘勖的李进进律师说。

至今百度和新华社仍指曾任北京通州区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支付专管员刘勖，“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采取冒领手段，侵吞社保金70万元”。但刘勖已经于2020年在纽约获准庇护。

李进进说，他的客户告诉他，是他先发现了问题，并向检察院揭发了他的领导，“结果检察院把他抓去，说是他干的。逼他承认，打他揍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跑出来了。

“社保工作的流程除了领导之外一般工作人员根本拿不到社保资金的钱，”李进进说，“这需要通过县政府、区政府划到中国邮政银行，当地人开户来取得。“

李进进说，如果他的客人罪名成立，从一个老人一个月200元的社保基金中在两年时间里窃取70万人民币社保金，他这需要编造140个假人头，必须得到公安部门的配合，而对他的指控中没有任何合谋者。



“法官完全采信了我的辩词，说我们看到的证据材料和展示出的流程，比足够的还多。”李进进说。

为什么这样的案件可以上到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李进进指出，因为习近平把反腐当作政治运动来搞。“中央给了指标，每个省分配名额，所以下层就把它当作政治指标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