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府视为蟑螂的印度Z一代是如何上街抗议，并给印度总理莫迪上了一课（观点）
（大中网/096.ca讯）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发表了一篇 Sanjay Ruparelia 的文章。他多伦多都会大学（TMU）民主论坛的主席，同时也是加拿大亚太基金会（APFCC）高级研究员。文章说，一周发生的事情足以在政治上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突发事件往往令政府措手不及。这句老话在过去一周内在印度得到了充分印证。
7月20日，数万名学生从位于新德里市中心的曼塔天文台（Jantar Mantar）游行至印度议会。他们要求印度联邦教育部长普拉丹（Dharmendra Pradhan）辞职，理由是他未能维护今年5月全国医学院入学考试（NEET）的公正性。
由印度人民党（BJP）领导的政府派出代表，与抗议活动的组织者 “蟑螂人民党”（CJP）进行对话。后者两个月前还只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网络热梗，但抗议规模却不断扩大。警方封锁道路、关闭地铁站、限制互联网流量，并动用警棍和催泪瓦斯驱散不断增加的抗议人群。然而，这些行动反而激励了来自不同种姓、宗教和社会阶层的年轻人继续参与。
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7月23日深夜发布视频，承诺成立快速法庭调查考试丑闻，但仍未能平息抗议浪潮。7月25日，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最终辞职——而就在一个月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是什么推动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抗议？其又预示着什么？
“蟑螂人民党”的诞生过程颇具戏剧性。今年5月，印度首席大法官将那些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印度国内的失业青年为“寄生虫”和“蟑螂”。一名在波士顿留学的印度学生迪普克（Abhijeet Dipke）在贴文下回应道：“如果所有蟑螂团结起来，会怎样？”
短短两周内，这个新成立的“政党”就在Instagram上吸引了超过2,000万名关注者，是印度人民党官方账号粉丝数量的两倍多。政府试图封禁该账号，但在法院遭到法官驳回。
6月初，迪普克返回德里发起抗议。知名社会活动人士旺楚克（Sonam Wangchuk）以无限期绝食表示支持，随后多名学生也加入其中。随着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涌入首都辛德里，印度全国多个主要城市相继爆发示威活动。
多重不满情绪共同点燃了年轻人的愤怒。首先，尽管近年来类似考试泄题事件屡次发生，政府仍拒绝承担责任。数百万学生及其家庭为了备考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而考试竞争极其激烈。泄题事件严重破坏了考试公平，也严重削弱了公众的信任。
其次，他们的绝望反映了一个残酷现实。印度政府长期以高速增长、产业升级、“有声有色的超级大国”许诺未来，结果却是学历扩张远快于体面岗位增长。25岁以下大学毕业生失业率接近40%。经济总量仍在增加，但能改变家庭处境的稳定职位并未同步出现。而现实中，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大多数年轻人在非正规行业和零工经济中工作，许多人，包括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远低于自己的学历和技能水平。
中东战事与多国移民政策收紧，压缩了印度年轻人在海外寻找工作机会的空间。部分海湾劳工返乡后已无法重返原有岗位，与此同时加拿大和美国也在加强移民管控。当经济增长无法扩大青年上升机会，考试公平就成了国家发展承诺最后的信用。一旦这层信用坍塌，泄题引发的愤怒便会越过考生群体，击中每一个仍在等待机会的普通年轻人。
最后，这场抗议集中体现了民众对印度人民党政府日益累积的不满。联邦政府拒绝撤换教育部长，就是因为部长一旦被问责，责任就会追到总理。政治强人的权威建立在从不低头的基础上。如今总理莫迪被迫退让，说明局势已超出控制，也使这场抗议成为其在任12年里最大的政治挫折之一。印度人民党虽然在2024年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但仍以全国民主联盟（NDA）领袖身份继续执政。然而，那次挫折并未削弱其对权力的追求。近期多个邦（省）选举前，超过6,000万名选民被从选民名册中删除，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净化选民名册”，旨在清除重复登记、已故人员及非法（主要是穆斯林）移民，引发巨大争议；尽管人民党及其37个盟友党派在多数选举中大获全胜，这一事件却加剧了公众的焦虑。
印度青年此次的大规模动员，不禁让人联想到近年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青年运动明显增多。孟加拉国2024年的学生运动从公务员配额争议迅速升级，推翻了执政十五年的哈西娜（Sheikh Hasina）政府；尼泊尔2025年的青年抗议导致总理奥利（K. P. Sharma Oli）辞职；印度尼西亚在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上台后同样持续发生青年示威。这些青年都要求国家兑现发展承诺，长期被未来预期压住的不满由此集中爆发。印度未必会步其后尘，但这场运动仍带来若干值得思考的启示。
首先，尽管反对党曾在多个邦选举中击败执政党，但近年来，真正对印度人民党构成更大挑战的是大规模社会动员。抗议破坏印度世俗原则的《公民身份修正法》的行动成功将其实施时间从2019年拖延至2024年。更成功的是2021年的农民抗议运动，最终迫使政府暂停了备受争议的农业改革。
其次，这次抗议对印度人民党构成了更大的政治威胁。莫迪崛起之初，许多年轻人支持他，因为他善于运用数字媒体、充满活力，并承诺创造数百万个优质工作岗位。十二年后的如今，莫迪或许还能依靠反对派失误赢得选举，却将很难重新赢回年轻人的支持。在当下，这些年轻人还以创意和幽默的方式，要求更好的发展前景、更有能力的公共机构以及更负责任的政府。执政党已无法简单将他们斥为“反国家分子”或“外国势力的傀儡”。执政党的权威已经出现裂痕。
最后，游行、示威和静坐抗议都是民主公民身份的重要体现。然而，要真正实现印度青年表达的诉求，反对党必须改革自身组织，超越党派分歧；公务员体系也必须切实履行职责。只有这样，街头的呼声才能转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印度民主治理才能重新焕发生机。
这是一个发生在印度的故事，但其中的构成要素却广泛存在于当今许多民主国家。各国政府都应认真吸取其中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