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后的巴黎: 停滞,分裂和恐惧

巴黎——托尼•巴列特(Tony Balet)上周六去上班时，在衬衫上别了一根丝带。红、白、蓝、黑四色丝带。

“我决定今天戴着它，因为我是法国人，因为有人遇难了，”57岁的设计师巴列特站在圣皮埃尔市场(Marché Saint-Pierre)德雷福斯商店的布匹旁说。

 “他们死了，他们都是无辜者，他们还年轻，”他说。“他们没有参与任何事情；他们只不过出门去消遣，结果就被打死了，一个接一个。”

就像很多古老的欧洲城市一样，巴黎历史上也出现过暴力事件，这座城市每一次都挺了过来，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设法忘了它们。

巴黎人和游客穿行在巴黎的著名景点时，很少想到历史上的屠 杀事件——1572年圣巴托罗缪日(St. Bartholomew’s Day)在卢浮宫屠杀新教徒，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协和广场的断头台上屠杀贵族，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中遭到焚烧的杜伊勒里宫。纳粹占领期间，巴黎没有遭到破坏，但很多居民却未能幸免于难，一些纪念他们的用语简明的牌匾散布在城中各处。

但是，这里的很多人认为，《查理周报》(Charlie Hebdo)和犹太食品杂货店遇袭仅仅10个月之后，在上周五晚发生的这起杀戮事件，是在刻意针对巴黎的生活方式和这里的年轻人。它引发了恐惧感，也让人对法国应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隔阂的能力产生了担忧。

1月7日，《查理周报》编辑部遭到血洗的那晚，成千上万的巴黎人自发举着蜡烛走上街头。而后造成了更多死伤的犹太食品店袭击案，愈发加剧了蔑视与振作的情绪，最终发展成1月11日的一场大游行，数百万人在巴黎参加这场正式活动，表达他们的团结一心。

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次的气氛不同于上次；政客经常提到的“1月11日的精神”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上周六，面对恐怖袭击的消息还没有缓过神来的巴黎，是忧郁和压抑的。

“上次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情况不同。”屈身在一间咖啡厅的遮阳篷下躲避细雨的尤尔根•马列特(Jurgen Maillet)说。

很多商店都没有开门，其中包括像春天和老佛爷这样的百货商店；博物馆、电影院和游泳馆也纷纷闭馆，其中一些贴出了告示，只说是因为“有事”而闭馆。巴黎北部很受欢迎的巴茨肖蒙(Buttes Chaumont)公园也表示收到“一些传言”，在中午时闭了园。

车行缓慢，圣-皮埃尔市场几乎没有人，一点也不像平时周六搜寻打折商品的人群与沿着斜坡前往圣心堂(Basilica of Sacré-Coeur)的游客混成一团的景象。

“感觉好像一切戛然而止，”另一家纺织品商店的售货员说。“看，今天都没有人来。如果我们的老板允许，我们会待在家里的，以示对死者的尊重。”

这次，警方告诫不要举行大型集会，呼吁人们留在家中。加尼叶歌剧院(Opera Garnier)附近的中餐馆不得不将顾客赶走，因为警方要求他们关门。

这次，就像巴利特指出的那样，年轻人似乎成为攻击目标，这 一事实在对过往事件没有记忆的一代人中引起共鸣。一对退休夫妇表示，他们的孩子受到的冲击比他们大。“我们记得20世纪90年代的恐怖袭击，”弗朗索瓦丝 (Françoise)说。“我们的孩子根本不记得。”她不愿透露自己的姓氏。

尽管市区人口达到了220万，但在这样的时刻，巴黎会感觉到自己是个小地方。很多年轻人都去听过周五晚上在巴塔克兰(Bataclan)音乐厅举行的那种音乐会。遭到攻击的社区 在周末都是人满为患。那种熟悉感只会让人们感觉距离袭击事件更近。

巴列特表示，一名24岁的朋友当时就在巴特克兰音乐厅，最终安全归来，但“受到精神创伤”。他的另一名朋友从窗户看到人们在大街上遭到枪击倒地，十分惊恐。沿着这条路走会看到一家小便利店，店里的一名女性表示， 她儿子的一名朋友在袭击事件中受伤，目前处于生死关头，正在附近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巴黎人话不多，”30岁的Love Organic茶店经理马克西姆•费洪(Maxim Ferron)说。“他们将事情、想法留在心里。但这次的冲击更大：《查理周刊》是一个目标，一个象征。昨天，受害者不是记者或知名人士。他们都是平民。”

人们谈论展示团结的必要性，但他们担心屠杀的规模只会致使这个社会进一步分裂。

一些具有移民背景的人担心，人们会将法国大量的穆斯林与极端伊斯兰主义混为一谈。这些人拒绝透露姓名。

巴列特并不确定，今天有这么多商店和餐厅关门是为了展示团结。他说，“我觉得这是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