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专栏：从父亲的遗物看文革的残酷

 

一  历史问题

1. 干训团通讯教官（前后共计有6处）

•我历史罪行的交代            1968.9.17

我自从参加我校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举办的集中学习以来，已经两周了。我交代了历史上的罪行。经过学习，我深深体会了党的政策。宣传队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深刻的教育，我忠心诚意接受教育，彻底坦白交代我历史上的罪行，改造自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下面就是我在解放前历史罪行全面的系统的交代。（注：类似的交代在1952年忠诚老实运动，1955年肃反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及1966年文革初期均发生多次）。

1942年4月在长沙，经一湖南大学电机系（注：父亲1933年在湖南大学就读一年，然后转学到武汉大学物理系学习并于1937年毕业）同学叫刘**的介绍到通讯兵第一团电讯器材厂担（任）技士，少校待遇。当时被派往伪第九战区干训团（注：蒋介石担任团长，当然仅是名义上的）通讯人员训练班担（任）中校教官，教无线电及电学大纲，后来升为上校教官。教学内容是一些无线电及电学的常识，是我自己编写的。学员是来自第九战区个部队的通讯营，连，排长等。当时反动政府打着抗日的假招牌，实际上是蓄积力量，实行反共反人民，我为他们培养了军官，是一种严重的罪行。

2. 科学技术发展厅助理研究员（总计有14处）

•向组织交代个历史问题          1966.6.30

1946年9月，曾经在武汉大学教过我的物理老师葛正权（他当时担任伪国防部科学研究发展厅的处长）的介绍到他工作的地方担任助理研究员（相当于大学讲师的职位，中校待遇），搜集雷达技术资料，编写雷达训练班无线电讲义，视察雷达设备等工作。1949年冬在重庆遣散。

•我历史罪行的交代                 1968.9.17

我在伪国防科学研究发展厅（即伪第六厅）工作期间，干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罪行特别是到台湾视察各要塞雷达设备，并建议改用美式雷达。很显然这些设备是用来反共反人民的。我坐牢反动政府的帮凶，犯下了很严重的罪行，我只有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才能得到人民的宽大，我是决心这样做的。

1949年，依父亲工作性质及技术级别，是完全可以到台湾去的。选择留在大陆，一方面像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觉得国民党太腐败，共产党似乎清明廉洁；另一方面是自己的母亲生活在湖南，作为孝子的大儿子，不愿意一个人远走高飞。自然，等待他的命运是他当时做梦也料想不到的了。

曾在南开大学工作过的巫宁坤先生的坎坷人生，是许多英美归国留学生的写照。1951年，正当巫宁坤为自己写到一半的博士论文而努力的时候，突然接到燕京大学副校长陆志韦的信，在国务院的委托之下，邀请他回国参加建设，担任英语系(副)教授。当时同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好朋友李政道送他回国，巫宁坤问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说不愿受人洗脑。但巫宁坤回到他饱经苦难的祖国，希望能够奉献绵薄之力，无奈却成为“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饱受牢狱之灾，妻离子散，长达二十多年，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埋葬在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之中，最后，当国门再次打开的时候，他毅然决然，举家离开了故国，没有留恋,并出版了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一滴泪”。他调侃的说，如果当年是我送李政道回国，结果会怎么样？这使人联想到反右的1957年，有人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附： 迟来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老兵纪念章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及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日本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从年初加拿大报纸了解到，台湾及大陆均为庆祝这一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伟大成果而要举行纪念活动，并颁发抗战老兵纪念章。当我把这个消息告知国内的亲友，认为应该替因为20世纪40年代参加抗战而备受磨难的老父亲申请这迟来的荣誉后，大家考虑老父亲当时退休后生活在大陆，而且有关档案材料也保存在父亲工作多年的天津大学，在大陆申报简单容易。父亲无疑是大陆（也可能包括台湾）年龄最大（103岁的老人），军阶最高（上校）的老兵幸存者。

 

当时是通过天津大学统战部报到天津市统战部，然后再呈中央宣传部审核。可是直到9月3日的大阅兵，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后来才了解，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规定，曾在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战并于解放战争时期及其以后参加革命工作（或入伍）健在的老兵还是有特别含义的，或者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编入解放军序列的在乡复原军人；或者参加过抗日战争，后回乡务农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我父亲不是农民，也就谈不上回乡务农了；当然更不是在乡复员军人了。

 

后来只好补报台湾。台湾除台、澎、金、马外，也接受目前居住在海外、香港、澳门与大陆地区，曾实际参与8年抗战的官兵申请，包含当年编制在八路军、新四军之下，后转而成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可以申请，并特别从宽认定。由于申报时间的拖延，到2016年4月才收到由马英九签发的纪念证书及纪念章，未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曾经给他本人及其家庭带来巨大不幸的历史反革命罪状根源的保家卫国荣誉了。但我猜想，已到另一个世界的父亲也应该欣慰接受这虽然迟来但名至实归的礼物而含笑九泉了。

 

二      现实问题

1  文革中自杀悔罪书    1969.1.14

我首先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人民请罪。我是一个罪人，由于害怕自己解放前后罪行的严重性及集中学习后又继续犯罪，怕受严厉惩处，畏罪自杀，犯下了与人民为敌对抗运动的新的罪行。经工宣队送我到医院救活，把我拯救过来。工宣队领导及工人师傅们在医院及回校对我不断进行教育，军代表再三找我谈话，亲切地对我进行教育，使我这个犯罪的人深深地受到感动。工宣队及军代表这种挽救我这个罪人的认真研究的精神，体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的伟大指示，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伟大政策。

我在医院治疗时，虽有迫切早日回校参加运动交代罪行的愿望。工宣队领导也准许乐我的请求，鼓励我回校交代罪行。但我回校后，由于没有严肃认真对待自己的罪行，被罪行包袱压得很重，对于学习及交代罪行方面，态度均很不端正，重大罪行尚待交代，心情感到十分沉重。

我是一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解放后，由于自己的反动立场没有改变有很多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只要自己坦白交代，是可以得到人民的宽大与谅解的。工宣队领导也一再交代党的政策，而我仍然没有了解党的政策，竟然做到对抗运动畏罪自杀的极端的罪行。我对罪行的严重性，开始时时缺乏认识的，前一段时间也是认识不够的，悔罪表现也是很差的。最近以来，，才真正认识到自己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虽然如此，工宣队及军代表仍一再拉我，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解放军的伟大。在如此耐心教育及耐心等待的情况下，使我这个罪人心中万分感动。我已深切觉悟，痛悔自己这次的犯罪行为。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诚心悔罪，端正态度，彻底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立功赎罪，才是唯一出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我深深体会到这些教导的英明伟大，我决心遵从工人阶级的教导，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与教育，争取得到人民群众的宽大与谅解，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那是1968年10月的一个清晨，我正在睡觉，忽然被妈妈的惊叫声唤醒，赶到厨房一看，只见妈妈扑在爸爸身后，奋力夺取父亲手中正在割喉咙的菜刀。只见父亲身上，手上及地上充满斑斑血迹。我见事危机，立即跨步到父亲身边，迅速夺下菜刀，然后把父亲扶到房间的椅子上坐下，并要妈妈赶快联系工宣队以便抢救。当时妹妹只有10来岁，受到很大惊吓。

我当时已满17岁，比父亲高出半个头。父亲此时使劲张嘴想表达某种想法，由于割破喉管而不能发声，只见鲜血不断流出。我从父亲的表情可以猜出，他是希望我不要阻碍他自杀的行为。突然他从椅边桌子上拿起一个剪刀又往喉咙里捅。我见事不妙，赶紧再一次夺下他手中的剪刀，用双手把他按在椅子上，使他再也不能动弹。

喝狼奶长大的受所谓共产主义教育的我，不但没有理解安慰父亲，反而说：“你应该老老实实接受教育，干嘛要这样”。在疯狂的年代，人们失去人性与理性，作出许许多多充满野蛮与兽性的行为举动。不久妈妈叫来的工宣队带爸爸到医院去抢救，我则留在家中，照看奶奶及妹妹（当时弟弟以投递叛国名义也被抓到附中，受到惨无人性的毒打批斗）。

可能是上天的眷顾吧，家中的菜刀并不锋利，加之没有割到动脉，父亲从死亡的边缘被抢救过来。待伤口治愈，便直接返回牛棚，接受畏罪自杀对抗运动的进一步批斗。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由于是自觉于人民的罪恶行为，工宣队不许医院抢救时打麻药。抢救费也不予报销（父亲工资已从原来的150多元减到20元）。这在当时还不是最残忍的现象。被平反并追认为烈士而闻名全国的张志新，处死前为避免呼喊而把喉管割断；被称为北大才女的林昭被枪毙后，公安到其家讨要5分钱子弹费。这可能是除了战争之外，和平时期政府对本国公民以反革命罪行判处的经典案例，应该是记入史册的。

多年后，问起父亲当时想不开原因时，他沉痛回忆当然不是认罪书中的什么畏罪自杀，而是无休止的批判使人内心充满恐惧与绝望，长时间吊起身体的毒打，也使人产生生不如死的感觉。幸运的是他清早从牛棚偷偷跑回家，想在终结生命之前，看一看自己的亲人而没有采取著名作家老舍投湖，或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悬梁自尽的决绝方式。同学的父亲，被批为刘少奇61人叛徒集体成员的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就是投湖结束生命的。最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是发生在湖南广西某些学校的学生打死老师之后，竟煮来吃掉，以示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据说文革中被批斗武斗致死，或自杀他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两千万，涉及一亿人。这与50年代末60年代的大饥荒，饿死3600万，不少农村地区出现人吃人的人间悲剧多么相似。难怪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2     儿子投敌叛国事件

我的一点感想            1968.10.23

我听了我的儿子罗**投递叛国的消息后，心里感到很愤慨和沉痛。愤慨的是他在党和人民政府不少年的教育下，竟干出这样的勾当，真是罪恶深重。沉痛的是我没有搞好对他的教育。我在以前是对他进行过许多教育的。我时常叮嘱他，要他听毛主席的话，要和一些好孩子在一起学习和玩等。那时他还是听我一些话的。

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在66年8月我参加劳改后，他对我冷淡了，我说的话不打听了。我后来回到物理教研室，他就比较好一些。一批三查运动开始后，我又参加了劳改，我就和他很少说话，很少管他了。运动以来，他一直和崔家等小孩在一起玩，我是知道的。有个时候，附中也在搞武斗，他做了一些武斗工具如弹弓，尖形刀等。我怕他搞武斗，曾和爱人要他交出武斗工具，经多次动员，他交出了工具，我爱人送给了她所在的单位机械系。在运动期间，我所知道的，他没有参加过武斗。

我想到我解放前很严重的罪恶历史，心情已是很沉重。听到了他的犯罪，心情更是沉重。我小孩的所作所为，除受到学校及社会的影响外，很大一部分受到家庭的影响，自然也要受到我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是我的罪过，我向人民低头认罪。

对于他这次和崔家等一些小孩投递叛国，我心中也是很震惊的。记得他曾经两次到北京串联，我和爱人都是同意的。他间过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都为他高兴。今年初他又要和崔家小孩等几人出外串联。这些人中间他年龄最小，我和爱人都劝他不要出去，要他在学校好好学习。我当时对他说现在人民政府已经规定不要串联了，不要出去。他不听劝告，并找其他小孩和我爱人辩说，最后只得让他走了。大概过了郑州，被查出是无票乘车的，结果买了票回到学校，我告戒他以后再不要出去了。没想到他这次又出去了。是怎样出去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但事实证明他干了投递叛国的罪恶勾当，我是很痛恨的。我希望他彻底坦白他的罪行，低头认罪，洗心改过，重新做人。争取宽大处理。这才是他的唯一的出路，这也是我对他的唯一的希望。

投递叛国小集团案件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文革期间重大事件，经过非常简单。

1968年，文革进入胶着状态，学校运动由癫狂转为相对寂静。我弟弟当时还是附小的小学生，喜欢和年龄大的附中学生玩在一起。这个集团共有五人。崔**（其父亲是天津大学党委副书记，是被打倒的走资派），李*（其父是天津大学教务长，属于反动学术权威），周*（其父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其父留学日本，是天津大学数学教授）。他们在一起谈到北越正在与南越及美帝打仗，其他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在中国支持下进行武装斗争。不少中国红卫兵越过边界参加当地革命运动，为解放世界上2/3受苦受难的阶级弟兄，把毛泽东思想插遍全球而英勇奋斗。这些都是多年学校教育加以文革蛊惑而产生的当时流行时髦理想，他们可能仅是漫无边际的闲聊，但被一些革命警惕性时刻记心头的人汇报到对立派别。他们认为这些出身黑九类的牛鬼蛇神后代，哪里是支援世界革命，肯定是投递叛国，真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方面可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成果的绝好例证，还可以作为打击其父母的炮弹。真所谓一箭双雕。这样在对立派别串通大学及街道公安立案，轰动天津市及两大学的投递叛国集团案出笼了。他们被集中关押到学校交代问题，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由于是子无须有的诬陷栽赃，他们怎么可能低头认罪呢？结果可想而知，是严酷的拷打逼供。在无法无天的政治氛围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不可能皆有可能，什么丧失天理的行为都可大行其道。想一想因反对血统论而被判处以死刑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的悲惨下场就可以理解正常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明白正常社会难以明白的问题了。

 

3   子无须有电台

A 我的交代与请求     1969.3.11

将近两个月以前，我知道了关于对电台收报的事情。当时觉得自己没有干，所以心情是平静的。后来听到军代表说：认证，物证，旁证俱在。不久前孙班长最近杨班长也都向我们谈过这件事，我想是指我的。这是促使我交代罪行，是对我的挽救。特别是杨班长前天晚上对我们的谈话，意义非常深刻，真是仁至义尽，有些话是对我讲的，我是非常感到的。但是我的处境是非常困窘的，心情也是非常焦急的。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如实的交代。我的思想情况在班里也谈了一点，但是不敢完全谈出来。我只有希望工宣队领导，军代表及师傅们对我进行教导和拯救。

为了这件事我已写过两份交代。一个月以前，工宣队一位领导及军代表找我去谈话。拿了一架收音机给我看。这是对我这个罪人的关切和挽救。我当时说：“我没有干”。那位领导说：“人家说你干了”。我说：“我没有干”。他说：“你没有干，你爱人干了吗？”。我说：“我相信没有”。看来我爱人也是有嫌疑的。

B 紧急呼吁      1969.3.28

领导上一直在等待我挽救我，我是深深地受到感动的。关于收报的问题。由于这事的特出性，我恳求组织上对我进行审讯。我这个要求是希望组织上给我以说明情况的机会。并不是希望组织上轻信我的口供，更不是希望知道组织上掌握的材料。我作出这个紧急呼吁，我希望领导上考虑我的请求。

如果说有什么电台的话，怀疑我父亲还扯得上边，谁叫他学物理，解放前还从事过有关工作。但我母亲是学财会的，解放后一直在天津大学机械系办公室工作，根本没有接触过技术，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与电台有什么瓜葛了。然而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攻心与逼供，屈打成招的冤案可谓贯穿古今，遍布神州。文革数不胜数，大家都亲有体会。“萧克将军回忆录”讲的中央苏区在30年代肃反打AB团中累计屠杀10万红军，其他苏区也大同小异。胡耀邦，习仲勋均差一点被活埋，谁知当时这一侥幸的逃脱，却对40年后的中国改革发展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的诡吊再一次让人口瞪目呆的是今年发生的雷洋嫖娼案，不但有小姐证词，还上了中央电视台曝光，演出了精彩绝伦的新时代的八卦。

                                                                                                                                                                                                                                                             

4 买书

我的交代     1969.1.14

我在大约63年听见爱人说过，胡*（妈妈的一位在美国留学工作的朋友）从美国写信给他姐姐胡**（爱人同学），说可以帮我买书。我曾向爱人说想拖他买几本书，爱人不同意，就作罢了。这种私自托人在外国买东西的企图，是一种犯罪。

 

父亲一生不嗜烟酒，连茶也喝得很少。除了经常锻炼（上大学期间，曾经参加过湖南及湖北省运动会），就是喜欢读书。为了避免干扰（当时除了母亲以外，还有3个孩子及3位老人），他单独住一间房作为书房兼卧室。书是他最好的朋友，读书给他带来最大的快乐。他自己的零用钱基本都花在购书上。50年代学校周末有校车送大家到市中心商业区，他除了逛书店，很少到商店。对任何人都是温文儒雅，从不与人争辩。这种与世无争的态度，使他幸免在高校各种运动，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成为阳谋的猎物的因素之一，更是他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书没有买成，倒是一件幸事，否则到文革给你戴上一顶里通外国，勾结境外势力的大帽子，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父亲是晚婚的楷模，近38岁才结婚。既有战乱导致颠沛流离因素，还有更主要的原因：为出国留学做准备。40年代末曾收到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只是无法筹集足够的经费而没能成行。

 

 

5. 抄家                1968.12.29
66年8,9月红卫兵抄我的家。随意拿去一些东西，我对之表示不满。我曾对人说：“抄家也应该有一个限制，如收音机及日用品就不应该抄”。

抄家是文革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基本所有臭老九，走资派都有这个荣幸（当然范围远远不止这两类人群）。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购买无罪，在反应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时连2000多年前的孔老夫子的祖庙墓穴都给砸了，抄家岂不是小菜一碟。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岁月，反人类反文明的倒行逆施就会弥漫社会，任何人都难以幸免。其造成巨大深刻的文化道德断裂，几代都难以修复。

6.罗字出现在毛主席语录下    1970.6.17

 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们对毛主席应时处处表示无限崇敬与热爱。在报头毛主席语录下写一个罗字是对毛主席的极不尊敬，是犯罪。只有向毛主席请罪，加强思想改造，提高认识，树立对毛主席无限的无产阶级的深厚感情，以赎自己罪过。

马**说我有一次把筷子搁在毛主席语录上，这也是我对红色报数的不尊重，这些都是我的罪行。

 

字里行间充满父亲的焦虑与担心。这可不是杞人忧天的小事。在哪个癫狂的时代，有不少人由于不小心或者不留意在毛的语录画像上写字或触破个洞而以仇恨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罪锒铛入狱，有的还被处以极刑魂归西天。

交代中充满着对领袖的崇敬。其中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景仰，有多少是随潮流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已无法得知了。从历史上庶民对皇帝的顶礼膜拜到近代个人崇拜在各集权国家的泛滥，是人类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有其存在的环境与理由。是否如黑格尔所言，东方只允许一个人有思想，古希腊允许一些人有思想，而现在允许每一个人有思想。

 

 

7.  听敌台，盼苏修           1970.6.17

1970年春节前夕我和林**万**三人在宿舍休息，由于迎接春节的来临，我心情比较轻松。我说听听收音机吧！便打开了林**的半导体收音机，拧过一些电台，最后拧到一个电台，听到一句华语广播：中国有石油。林**说这是苏修电台。他说他过去用这个电台做过校准的工作，所以知道。我听了马上就拧到另一电台。当时确是无意中拧到这个电台的，也没有意识的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他的收音机。有一天基础课部双宣队（即工宣队军宣队）负责人宋师傅找我们重点人谈话，谈到有一些人的活动中有“听敌台，盼苏修”两句。我联想到自己是听了敌台的，因此害怕上“盼苏修”。在以后的两三天中，又曾自然自语（一次在路上，一次在厕所）“听敌台，盼苏修”。都是联想到听了敌台，怕上这个纲的。觉得应即向组织上交代听敌台的事情。于是找了王**同志谈了这件事情。随后又写了材料交给组织。三月十四日又主动写了“听林**半导体收音机的补充交代”，说明自己的思想情况及自言自语“盼苏修”的事情。基础课部是16日由高庄户村迁往西河口村的。搬后过了两天，我便把这个交代交给了组织。由于想到自己的交代，又想到问题的严重性，大约在三月下旬，在路上又发生过两次自言自语的事情。（注：幸好神经还算坚强，否则会得忧郁症或神经病）。

 

收听敌台，在文革期间是可以引起杀身之祸的。“我的家乡”是一首流行于知识青年中的非主流（主流是指样板戏一类革命文化）歌曲，被当时苏联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广播电台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的男生小合唱播出，引起党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注意，要求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这位南京中学生任毅被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认定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严重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准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只是由于许世友将军的干预，最后改判10年有期徒刑，留下一条性命。

 

8.   牛鬼蛇神不准乘车            1968.12.14

1966年8月红卫兵催我家两老人（80多岁的母亲和70多岁的爱人姑母）回原籍劳动改造。因我母亲年老旅行困难，我和爱人商量想暂时送到我弟弟处（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宿舍）居住。那是我弟弟因公出差不在家。我爱人找了我弟弟的爱人冯**，和她商量。她说她那里也不能住，拒绝了我爱人的要求。

因我爱人和冯**商量没有答应，我想自己去一趟。有一天，我坐了公共汽车，但看见上面贴有牛鬼蛇神不准乘车的条子。我怕被发现，坐了一站，就下来了，回到了家中，没有去成功。

当时正是红色风暴狂飙突起的恐怖时期，在学校内父亲头戴1,2尺长的高帽，胸前挎着大牌子，上面写有“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严惩反动国民党军官”的字样与众多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游街批斗，这时候去市里是有很大风险的。大学相对温和些，不似中学红卫兵小将胆大妄为，抄家打人冲锋陷阵。天津好像没有打死人统计数字，北京10天内打死1772,人，北师大女附中出现校长被该校女生活活打死的惨状。更令人发指的是发生在所谓天高皇帝远的农村地区。根据谭合成《血的神话》一书的记载，湖南道县地区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杀人手段可以归纳为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甚至几个月的孩子），许多妇女被集体强奸。我在湖南农村插队期间，认识了一位死里逃生的道县中学高三女学生。她父亲是解放前湖南大学的毕业生。解放后道县新政府邀请他到县一中学当校长，因出身不好被开除公职回乡劳动。当时贫下中农法庭将蒋勋在长沙湖南大学读书的大儿子以父亲有病骗回道县，连同小儿子一起处死。她本人及母亲则逃了出来。据说最后是动用军队才阻止了血腥的大屠杀，当时流经全县的河水都是血染的红色。

太多的真相没有昭示，

太多的罪恶没有清算，

太多的血迹没有擦洗，

太多的灵魂没有安息。

由此想到，犹太人在纳粹时期必须佩带有种族身份的标记，最后被送往纳斯维辛集中营；被普京称为人间地狱的苏联大清洗大屠杀，导致古拉格群岛的诞生。世界各国的历史各有不同，但又何其相似啊！

 

9.           教学工作的交代         1969.3.10

我是1951年来到旧天津大学的。1952年秋全国院系调整，成立了现在的天津大学。十几年来执行和贯彻李曙森（学校校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些是自觉地执行，有些是不自觉地执行的。兹分述如下:

 

（1）    鼓吹学生成名成家的思想：记得有一次（1960年）讲绪论，我曾提到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科学家钱三强及钱学森等，说了他们的学术成就，辅导员批评我不应该提科学院副院长，有鼓励学生名誉地位思想，当时不能接受，后来觉得他的话月道理。

（2）    鼓励学生啃书本，强调物理学在工程方面的重要性。对成绩好的学生倍加喜爱。对考试甚为重视，往往在考试前，加重学生负担。一方面想学生吧书本念好，一方面想学生考试得到好成绩，这对于自己名誉面子也增加了光彩。所以学生啃书本，应付考试的现象很严重。这样就挤掉了他们学习政治的时间，产生了“业务第一”的思想。

（3）    由于对学生成绩的重视，而成绩好的，多半是一些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工农子弟由于过去学习条件差，所以成绩一般也较差。因此对这些人就忽视了。虽然由于物理教研室的布置，安排了一些答疑的时间，但是时间不够，不能针对个别情况进行辅导，自己也不重视。

（4）    由于自己资产阶级及修正主义思想很严重，在不知不觉中，一言一举，到学生是会有坏的影响的。在1960年以前喜欢吹嘘苏修科学技术如何如何好，1960-年以后又喜欢吹嘘美帝科学技术如何高明。鼓励崇洋思想，对学生思想带来了不可 补的损失。

（5）    由于自己理论脱离实际，对于学生也是空谈一些理论，很少结合实际，这就鼓励了学生钻牛角尖。重理论，轻实践，好高骛远等思想。

（6）    对毛主席指示没有认真贯彻，如毛主席最反对繁琐哲学，主张少而精，主张对理论能活学活用等光辉思想。虽然也觉得很好，但由于自己思想方法不对头，往往做的不好，有时实行起来，不是少而精，反而是多而杂。至于活学活用，多用启发式，也是做得很差的。关于毛主席语录进课堂，没有把这件事看成立场问题。有应付思想。只是教条式的搬了一些词句，不是深入细致地进行分析和研究，教导学生用主席思想来指导学习，因而不能起到应有的伟大的作用。这是由于自己没有学会主席著作，更没有掌握主席思想的缘故。只有自己掌握了主席的思想，才能指导学生掌握主席的思想。

1951年，父亲被聘为天津大学副教授。其前身为始建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当时全国仅有2000多名付教授以上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分布在206所大学里。

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是一连串排山倒海的运动组合拳：1949年，北京高校部分教授的政治学习运动；1950年，清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同年还有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必须将自己的历史包括政治问题及家庭生活全部讲出来；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运动；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4月，民主党派中（我父亲参加民盟）开展“交心”运动，人人要将真实思想中对党的不满尽量讲出来，然后自我批判。其间除了1956年有过一段短暂的“早春”之外，大部分历史岁月，知识分子都在运动的漩涡中挣扎、浮沉，直至反右运动完全没顶、沉没。

我父亲之所以能幸免于难，一是他从事的是纯技术工作，并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当时国家急需技术人才，不仅吸收过投降的日军技术兵（包括医护人员），还动员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其中有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他当时不仅拥有美国空军上校军衔，据说还申请加入美国籍。另外，天津大学属于全国重点院校，集聚了各式人物，例如我父亲武汉大学的老师，抗战从事国防科技研究并拥有少将军衔，也成为这个水深王八蛋多的大池塘里的一份子。

 

10.         议论文革              1968.12.18

侄女婿（当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在1967年级1968年春夏来我处前后，传说了许多谣言。兹讲记忆所及述其主要者如下：

1.            谈了他学校里一些情况：如聂**与周**在学校中搞派系的情况。看来他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

2.            谈到北大物理系教师的情况。如黄*有些问题，叶**是特务。

3.            谈过北京谢富治与杨**的斗争，中央是支持谢富治的。

4.            谈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常务委员中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与站在刘**一边的票数是5:4（还说过在以前的一次会上票数比是3:2）。

5.            说在这次会上，李**的票，有关键性的作用。他是先动摇，后来投了毛主席一票。

6.            说杨，余，付还有后台。

7.            叶剑英元帅等写信个毛主席说劝江青不要领导中央文革的工作。

8.            说张春桥也有问题。

9.            刘少奇对毛主席拍过桌子，说要开会展开辩论。

10.          他替林彪元帅的儿子补习过物理，叶群找过他

我谈过：

1.            关于李富春投毛主席一票的事情我说：会上会下的斗争一定是很激烈的。李富春的票，可由邓颖超通过蔡畅对他作一些工作，使他投毛主席一票。

2.            关于提到张春桥有问题时为说：中央文革怎么这么多人有问题呢！

3.            关于北京谢富治与杨成武的斗争。中央支持谢富治。这件事我和他的答话是相信他的

侄女婿所传的谣言，我不但不驳斥，而是有些相信的。认为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这中间有许多是反毛主席与中央文革的。总之我和他的答话中是表示相信他的。由上面的例子中我是犯了罪的。

（上次我写的材料中说了毛主席掌握了人民解放军，一切就有了保证。这是说话的大意，原话记不清了）。

 

林立果与邓楠（邓小平之女）一样，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他学习不错，但对政治并不关心。平时为人低调，话语不多。文革开始不久，就离开学校到空军去了。如果没有文革，林立果可能学有专长从事技术工作。或者571工程得以执行，中国历史进程将会彻底改写。然而历史不能假设，林彪葬身温都尔汗，四人帮被投入秦城监狱，陈希同，陈良宇相继落马，到如今石破天惊波澜壮阔的打老虎运动，似乎证明了毛泽东的名言：不斗能行吗？真可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今年是发生文革五十周年纪念，对当下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渐行渐远逝去的过去；某些权贵集团则希望掩盖真相以便继续焖声发大财；还有些生计艰辛处于底层边缘阶层面对腐败猖獗贫富不均而幻想共产文革的再现；还有的认为没有半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因素，是历史最黑暗的一夜；如此等等。产生了一个奇怪的中国特色，全国唯一的共识是没有共识。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存在浩如烟海的史料记录了灿烂文化。令人诡异的是许多近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成为禁区而不能讨论，采取历史的虚无主义的态度阻止真相的披露，当然更谈不上汲取教训了。

 

这里倒用得上一句耳熟能详的革命口号：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

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

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

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