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家族不和,打算以被谋杀的多伦多亿万富翁夫妇名义设立的慈善基金流产
The charitable foundation promised at Barry and Honey Sherman’s funeral by their son was never created, as rift among siblings grows
来源: 大中报 梁楚怡
(大中报/096.ca讯):多伦多星报驻多伦多首席调查记者Kevin Donovan发表文章指出,三年前在被害亿万富翁舍曼夫妇巴里(Barry)和哈妮(Honey Sherman)的葬礼上,夫妇二人的儿子乔纳森(Jonathon,图)在7,500名送葬者面前宣布,他和他的三个姐妹将团结一致,并以父母的名义创建一家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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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兄弟姐妹将承诺会团结在一起,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传承父母的奉献精神。”2017年12月,乔纳森和他的姐妹亚历克斯(Alex),劳伦(Lauren)和凯伦(Kaelen)一同站在临时改为追悼会的会议中心演讲台上。
乔纳森也承诺,2019年会在以色列一座山顶上悬挂一面旗帜,上面标有基金会的名称,巴里和哈妮舍曼基金会(Barry and Honey Sherman Foundation)。
尽管几年前,由舍曼夫妇创建的慈善机构仍然存在,但乔纳森所提到的基金会却从未建立过。
同时,舍曼家族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四个孩子中都各自有其自己的慈善机构。乔纳森最初曾是劳伦和凯伦慈善机构的董事会成员。但到2020年,他已不再担任该职务。 消息人士称,作为舍曼夫妇二人之前创立慈善机构的负责人亚历克斯·舍曼,已有一年多没有和乔纳森有任何的交流了。
根据家庭内部的消息,当时乔纳森宣布基金会交由玛丽姨妈管理,但葬礼结束一个月之后,舍曼的四个孩子再未搭理过她。
为了准备这个故事,星报向舍曼的所有四个孩子发送了详细的问题清单。唯一回复的人是亚历克斯,她回信写道,“谢谢您发来的电子邮件。非常抱歉,目前我无法提供任何的评论。”
制药业巨头Apotex的创始人巴里和他的妻子哈妮于2017年12月13日晚上8点到午夜这段时间被人谋杀。据警方称,夫妻二人因“束缚式颈部压迫”(ligature neck compression)而窒息死亡的。他们身穿衣服的尸体被安放在位于多伦多Old Colony Road、自家室内地下室游泳池旁,这是一幅诡异的景象。二人被腰带环绕脖子,身体保持笔直的坐姿,并向后倾斜。这栋凶杀房屋随后被四个子女雇人拆除。
夫妇二人被害之前,他们正在出售自己居住的房屋。地产经纪在带人看房时发现二人的尸体,那时离被害已过了大约36小时。
多伦多凶杀案的侦探们仍在调查此案,并称 “正在积极进行中”。到目前为止,尚未公开锁定任何嫌疑人。但警方说,一年多来,他们对案件有了“一些理论思绪”,对事态有了“想法”。警方还表示,舍曼夫妇死后留下的金钱和财产已作为主线嵌入在他们的调查当中。有消息人士指出,拥有一种理论是一回事,能够在刑事法院中拿出证据支持该理论则是另一回事。
舍曼夫妇的死导致多伦多犹太慈善团体的捐项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几十年来,他们每年都提供数百万元的捐款,包括资助重建多伦多最大的犹太娱乐和文化中心,现称舍曼校区。联合犹太上诉组织(UJA)的一位官员估计,舍曼夫妇多年来向该组织捐款至少1.5亿。
亚历克斯和丈夫布拉德·克劳奇(Brad Krawczyk)一起在巴里和哈妮创立基金会的董事会就职,11月12日上周四给星报发送了一个信息,称“在过去一年中,舍曼基金会和Apotex基金会履行了他们所有的长期承诺,并继续传承巴里和哈妮夫妇非凡的奉献精神。”
多年来,当被朋友问道到底是什么让他总是充满快乐时,巴里会说:“我喜欢努力工作并乐意做金钱奉献。”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筹款人,经常打电话给有钱的商人,并说服他们捐款。
巴里视频中说道,“我们决定二人分担不同的责任。哈妮从事所有社区服务工作,她几乎是所有工作的主席。而且我的时间最好花在我所能赚到的钱上,以便我写支票。”
坐在丈夫旁边的哈妮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她说:“公平公正”。
当舍曼夫妇被杀时,四个子女被迫承担起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责任。他们应该出售Apotex制药公司吗?他们父亲的其他投资呢?家庭消息来源说,这些子女和遗产托管人(乔纳森是舍曼唯一的遗产托管者)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星报此前曾报道说,舍曼的遗产被平均留给了四个孩子。据金融媒体估计,在谋杀案发生时,巴里的身家为47亿,尽管来自他的家族Sherfam公司的消息人士称,他的身价实际上为100亿,投资分布在世界各地。
他的遗嘱和遗产的详细资料将在安省上诉法院对《星报》要求拆封文件的请求做出裁决后透露。但是,舍曼遗产律师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该法院于10月审理了此案,但尚未下达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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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希望他的孩子们都继承他的制药业务。但是没有一个子女愿意子承父业。老大女儿劳伦是卑诗省的临床咨询师,瑜伽教练和饮食治疗师。乔纳森在彼得伯勒(Peterborough)以北的阿普斯利(Apsley)经营着一家名为Green Storage的存储公司链和一个小码头。亚历克斯是一名护士,谋杀案发生之前,她一直在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工作。最小的凯伦做投资房地产生意。
谋杀案发生后,乔纳森在家族控股公司Sherfam任职。 Sherfam拥有制药公司Apotex,这是巴里进行所有投资的金融工具。除了乔纳森,还有另外两个人是巴里几年前任命的舍曼财产的受托人。他们是亚历克斯的丈夫克劳奇;以及负责Sherfam日常业务的Alexander Glasenberg。第四位受托人是担任巴里长期副手的杰克·凯(Jack Kay),但谋杀案发生的一年零一天之后,乔纳森亲自将他赶出Apotex。从此以后,凯就没有再受邀参加任何有关遗产方面的会议了。
根据《星报》收到的一系列电子邮件发现,乔纳森曾一度想成为舍曼家族的接班人。根据巴里与乔纳森之间的电子邮件,在谋杀发生的前两年,乔纳森曾问父亲,如果他和商业伙伴亚当·保林是否可以在“继承”父亲巴里创建的制药帝国。从来往的电子邮件中并未看到巴里痛快的应允,他对儿子提出需要2.5亿扩张仓库存储业务并在Chandos湖边购买别墅的提议不是很满意,乔纳森和合作伙伴保林在这个湖边拥有他们的游艇码头。
《星报》报道说,在2015年的一封电子邮件里,乔纳森向三个姐妹抱怨父亲的能力有限。 有消息人士说,姐妹们并不这样看,认为父亲的无能纯属无稽之谈。
除了开展业务以外,巴里还留下了许多慈善职责。他和哈妮对联合犹太上诉组织(United Jewish Appeal)、加拿大和海外大学以及慈善机构都做出了承诺。舍曼夫妇被谋杀后不久,亚历克斯接任了慈善机构的职务。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亚历克斯告诉《星报》,她经常与父亲讨论慈善事业,她有何父亲一样的理念,“他意识到世界存在大量的不公正不平衡,急需大量的帮助,而我们拥有这么多钱,他非常希望把多余的钱捐出去,用到实处。”
马克·格里夫(Mark Gryfe)一生从事慈善事业,并经常与舍曼夫妇交往,他在2019年对《星报》表示,他对舍曼孩子们继续支持慈善事业的态度印象深刻。
格里夫说道,“亚历克斯在慈善捐赠方面很有领导能力,她的孩子们都参与其中,而且定期开会。然而,我第一次与乔纳森和亚历克斯见面,很想知道他们的父母究竟做了什么,让孩子们能在自己的事业中卓有成效。为各自的目标奋斗不止和奉献不已。”
但有问题的似乎是慈善捐款的去向。乔纳森和亚历克斯之间的争议是乔纳森想从舍曼慈善基金拿到5000万建立一个溜冰场,是专为青少年和成人打造的“高级”冰球比赛场地,该计划将与联合犹太上诉组织相关。
据消息人士称,亚历克斯在2019年拒绝了这项要求。自那时起,亚历克斯和乔纳森一直没有联系。《星报》从获得的他们之间的电子邮件,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2019年4月一系列的电子邮件显示,亚历克斯不再希望与哥哥乔纳森有任何联系,并要求家庭医生出手让乔纳森给她一些自由空间。
“我确实对您领导慈善基金会的能力有很大的疑问,现在您不接听我讨论基金会相关事宜的电话。我不是一个局外人,像我们收到的数百个电话那样都在讨价还价。” 乔纳森建议说,亚历克斯可以选择暂时放弃对基金会的管理权。或者,将舍曼的慈善捐款金额中未指定部分分配给兄弟姐妹。
“将基础部分分为四等分。我与我的配偶弗雷迪(Fred Mercure)建立了自己的基金会,我们对分得的1/4舍曼基金会的资金做出自己的决定。''乔纳森在2019年4月写道。
乔纳森于2018年11月创立了弗雷德和乔恩·舍曼(Fred and Jon Sherman)和家庭基金会。董事是乔纳森(Jonathon),弗雷德和保林。这是一个注册的慈善机构。
2019年初,亚历克斯和丈夫于成立了一家注册慈善机构,名为Krawczyk家庭基金会。他们夫妇都是董事。而且还在2019年底成立了一家名为哈妮巴里传统基金会。这不是一家注册的慈善机构。夫妇二人都是领导者。
妹妹凯伦在2019年夏天成立了一家名为KNRS基金会的注册慈善机构。乔纳森和她合伙一起干。该慈善机构的业务记录显示,截至2020年2月3日,乔纳森不再担任此机构的董事。 文件中未给出任何解释。
大姐劳伦(Lauren)拥有一个名为转型基金会的慈善机构。2018年12月,记录显示她的哥哥乔纳森是劳伦的董事。记录显示,截至2020年8月18日,乔纳森不再担任董事。文件中也未给出任何解释。
大姐劳伦(Lauren)拥有一个名为转型基金会的慈善机构。2018年12月,记录显示她的哥哥乔纳森是劳伦的董事。记录显示,截至2020年8月18日,乔纳森不再担任董事。文件中也未给出任何解释。
两年多以来,《星报》一直试图采访乔纳森,并向他发送了一系列问题。但他拒绝所有的采访请求。在回信中说,他已将《星报》的所有问题以及他已经准备好的答案转发给多伦多警方,并邀请警方参加《星报》对他进行的采访。但是《星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获得采访请求。
乔纳森解释道,他无法接受《星报》的采访,因为他想保持“警方调查的完整性”。
乔纳森在2019年寄给《星报》的一封关于慈善话题的邮件中指出,他致力于父母留下的慈善遗产。
他写道:“小时候,父母一直告诉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孩子,无需担忧自己的财务状况,必须尽自己所能去报答社会。需要澄清一点,我从未有任何幸灾乐祸或对标榜自己奉献行为之意图。”
关于乔纳森在2017年底父母的葬礼上宣布要创建基金会的话题,之后再次被公开提及的唯一一次是乔纳森加入了一群来自多伦多犹太社区男士们玛莎·库塔(Masa Kumta)式的游行活动,为纪念以色列一名受伤士兵。
这次活动既为这位士兵进行筹款活动,又是团队建设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艰苦的90公里行军,穿越沙漠到达以色列马萨达山山顶,还有一个挑战,要把这些人放在“魔术地毯”上,并要把它翻过来,脚还不能碰到沙滩的砂子。参加这次活动的消息人士说,在乔纳森发表讲话并冷静地指导每个人该怎么做之前,场面非常混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指挥之下,地毯很快被翻转了,而且没有人碰到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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