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共、印尼和美国都避而不谈导致50多万人遇害的“930”反共大屠杀？

 

（大中报/096.ca讯）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报道说，“当时华人是目标，妈妈和祖父母一家六口，从家乡加里曼丹的亚洋岸村一路往大城市逃，最后投奔至华人较多的雅加达，住在亲戚家，”台湾作家陈又津转述母亲1967年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她说：“妈妈的华人同事亲眼看到自己的爸爸被杀，非常害怕，而她们曾居住过的难民营条件很差，人们很穷，每天都有尸体被抬出来。”

 

逃难，是许多老一辈印尼华人的共同记忆，有钱人逃得比较远，能离开印尼，逃至中港台，而剩下的华人，像陈又津的母亲，则被归化为印尼国籍，并放弃原有的中文姓氏，在各方面受到种族歧视。而这一切，都源自于1965年发生的“九三〇事件”。

 

印尼建国时，首任总统苏加诺（Sukarno）便向共产主义靠拢，1965年则是印尼共产党最兴盛的时期，不仅拥有300万名党员，势力更无所不在，遍布党政军，广受支持。当时，印尼共产党是仅次于中共和苏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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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9月30日，印尼时任总统苏加诺的亲信丶据称也是印尼共产党党员的总统卫队营长翁东（Untung Syamsuri）发动政变丶绑架6名右翼军方将领。时任陆军少将苏哈托（Suharto）推翻苏加诺政权，展开长达32年的右翼军人独裁统治，而为了清除印尼共产主义势力，1965年至1966年间，军方镇压及屠杀大批共产党员。

 

那场大屠杀具体死亡人数至今仍未有确切数字，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反共大屠杀造成多达50万人死亡，其中有许多华人因被当成共产党员而遭处决，被称为“九三〇事件”，是印共从兴盛走向衰落的分水岭。

 

陈又津的母亲就经历了这场大屠杀，随之而来的反共气氛，导致大批华人因印共与中共的连结，而成为暴力目标，被迫离乡，展开一段逃难的生活。

 

当年，苏哈托指责中共输出革命，并称中共指使印共主席艾地（D.N.Aidit）夺权，虽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并非没有根据。

 

编写《革命年代的移民：中国丶印尼和冷战》一书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陶沫（Taomo Zhou）向德国之声指出，90年代初，在冷战结束后，流传到较资深的党史人员中的《毛主席接见各国领导人谈话》中记载，“九三〇事件”前一个月，1965年8月5日，毛泽东接见了艾地率领的印共代表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也有相关报导。

 

当时，艾地到北京会见共产党高层毛泽东丶刘少奇丶周恩来等人，并报告印尼情势，称苏加诺健康状况不佳，并提及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计划，成员包括左派及右派人士。

 

周陶沫指出，当时的会议纪录透露，毛泽东将话题转至他与国民党的重庆谈判。她认为，以当时中国内战的历史背景，毛泽东可能是在暗示艾地应该为和平谈判和武装斗争都做好准备，她在期刊中写道：“虽然中共领导层的态度并不明确，但很明显的是北京已获悉艾地的计划，而且没有反对。”然而，因为情报疏失，中国并未掌握“九三〇事件”，是透过澳洲电台得知政变消息。

 

2017年，美国非营利性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与国家解密中心（National Declassification Center）共同公开一份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对“九三〇事件”屠杀过程知情且暗中支持，并曾向印尼军队提供金钱丶武器和共产党官员的名单，却刻意保持沉默，诬陷北京。文件更指出，印尼军方编造了中国共产党企图指使印共发动政变的谣言。

 

周陶沫分析，中国与苏加诺关系紧密，当年没必要利用印共推翻苏加诺政权，对中共而言，应该是“印共与苏加诺继续保持紧密合作关系”。

 

1965年前，艾地曾在1957丶1959丶1961丶1963年率团访问中国。艾地在“九三〇事件”后遭军方逮捕，11月24日被处死。当毛泽东得知印尼发生的一切，及他的国际战友艾地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心情悲痛，还作一首词以寄哀思。

 

反共大屠杀发生在冷战期间，许多西方国家把屠杀事件视为对共产主义斗争的胜利。据报导，当时中国政府谴责印尼的暴行“令人发指，是前所未有的罪行”。

 

周陶沫说，“九三〇事件”对中共而言，虽然是外交上很大的挫败，但却被中共拿来推动文化大革命。他举例说，印尼棉兰“41名华侨小英雄”对抗印军的事迹中，称他们在狱中背“毛主席语录”或“用血绣红旗”等故事，被当成“红色经典”，起到政治动员的作用。

 

周陶沫向德国之声解释，中国1966年正开始进行政治动员，当时许多报刊称印尼反共大屠杀是苏哈托迫害印共丶华人丶华侨的行为，所以“国内群众要继续革命到底”，当时强烈谴责苏哈托是“法西斯走狗”的言论非常多。

 

不过，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印尼反共大屠杀并非针对华人。深入研究“九三〇事件”的历史学家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约翰·鲁萨（John Roosa）向德国之声解释，当年的反共大屠杀是针对印尼共产党而来，并非华人，过去曾有论述将该事件塑造成“反华种族清洗”或“屠华事件”，都是不对的。

 

他并说，华人对该议题相对敏感，源自于当年印共亲中国，华人就被视为共产党员，而成为清洗的目标，反华只是反共屠杀的一部分，但不能因此而称“九三〇事件” 为“屠华事件”。

 

德国之声试图采访印尼华文报社华人编辑，谈论当年反共屠杀或共产党的议题，被以“太过敏感，怕有争议”而婉拒。这名编辑不想也不愿意谈那段历史，而共产党也成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议题。

 

周陶沫强调，在学术界普遍认为“九三〇事件”不是有种族色彩的屠杀，受害者是因为政治背景才被屠杀，而华人则因反共大屠杀，在印尼的处境更加脆弱。

 

她向德国之声解释，华人长期以来与印尼原住族群关系紧张，又总被视为资产阶级代表，1965年时又被认为是共产中国的“特洛伊木马”。他说：“ 一边是资本家的形象，一边是共匪的形象，两个合在一起，使印尼华人的地位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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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清洗共产党的行动中，有约100万人遭逮捕入狱，即便监禁结束之后，仍背负政治犯的罪名，且注明在身份证上成为一辈子的印记。“九三〇事件”后，印尼共产党被列为非法组织，象征共产党的镰刀与槌子都是禁忌，相关标志既不能出现在印尼电视上，在社会上也不去讨论。

 

鲁萨表示，当年苏哈托政府将共产党形塑成危害“国家的叛徒”，而且在重视信仰的印尼社会中，又将共产党视为无神论者，因此印共是宗教敌人的印象，已深植在印尼人心中。

 

他对德国之声说：“至今印尼人不把共产党视为一般政党看待，而是极为‘邪恶且可恶’的。但事实上，印共在反殖民运动及印尼独立建国上是有所贡献的。”

 

共产党从原本的建国功臣，沦为众矢之的，且成敏感话题。苏哈托统治期间，印尼的大部分历史教科书中也未提到屠杀事件，这也导致“转型正义”难上加难。在反共大屠杀发生了半个世纪后，在人权团体的压力下，印尼终于在2016年针对“九三〇事件”举行为期两天的研讨会，遭屠杀的幸存者及军方丶政府单位派代表参加。但当时遭到抗议，人们担心研讨会会让共产主义死灰复燃。

 

对共产党的厌恶与担忧，导致这起屠杀事件，始终未能完全摊在阳光下。编写《印尼模式：国家民主化二十年史》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戴维信（Jamie S. Davidson）指出，印尼社会仍有许多当年遭屠杀者的后代及年轻学者，试图要重新检视这段历史，期待实现全国和解，但他们仍是少数。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印尼未来进行转型正义愈趋困难，专研东南亚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陈鸿瑜指出，“印共与军方的仇恨及斗争从1960年初就开始，经历了大屠杀后，要和解，很不容易”。

 

戴维信观察，印尼现今的政局情势使未来公开正视或讨论“九三〇事件”的机会更低，甚至不可能。他向德国之声解释：“印尼伊斯兰组织越来越强大，对总统佐科威施加更多压力，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人权及言论自由，因此也把针对反共屠杀，实现全国和解的窗户给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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