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专家 放弃还是奋战到底?

Despite an array of new weapons, budget supports and aggressive posture, cancer -- which is written into the very nature of our cells – has never been eliminated. Four decades after President Nixon declared war on cancer, the disease remains the second biggest killer in the US. According to this Time’s article, as the most aggressive cancer cells are outsmart any treatments and often relapse with vengeance, today’s oncologists face a tough question: when is it ok to give up and when is it best to surrender?

20年前，我还在接受医学培训，那时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住院医生：一种人立志献身于肿瘤学，而另一种人却连专注 这个专业哪怕一个月的时间也无法忍受。有一天晚上正值我当班，我和另一个人一起工作。他给我讲了他的一名患者的故事：那是个患有胰腺癌的老年妇女，癌症已 经扩散到了胆管，并经由肠道转移了。她接受过数轮化疗都没有成功。她打算放弃治疗，却不敢对她的肿瘤医师明言。“她跟我说：‘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放弃了，’ ”我的同事说，语气中很明显地透露出他对她不能自在地抒发心愿而感到不快。

他鼓励她选择临终关怀，两周后，她的临终关怀助理来到他负责的病房。“她（那助理）告诉我，她是应那患者的要求而来：她答应会在她死去的那天来找我，并给我带话。她说，我的患者很感激我对她的鼓励，这才让她得以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死去。”

我在读小文森特•德维塔(Vincent DeVita Jr)和女儿——科普作家伊丽莎白•德维塔-雷伯恩(Elizabeth DeVita-Raeburn)合著、书名狂妄的趣作《癌症之死》(The Death of Cancer)的过程中，这个故事不时地在我脑海中浮现。今天，距离尼克松总统向癌症宣战已有四十多年，秉持果断进取的姿态，借助雄厚资金的支持，我们已 经拥有了很多对抗癌症的“新武器”， 那么，到什么地步放弃治疗才不会感到遗憾？何时才是宣布投降的最佳时机？

德维塔本人一直是抗癌战争的最高指挥官之一。他是资深的化疗专家， 参与创建了第一个可治愈霍奇金淋巴瘤和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疗法。后来，他担任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主任，曼哈顿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主任医师，以及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的主席。

按照德维塔的话来说，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小儿白血病现在基本上 已经可以完全治愈。几乎所有类型的癌症的死亡率都在稳步下降。我们如今拥有众多足以令旧的“刀耕火种”型癌症药物汗颜的新型生物分子和免疫疗法。所以，他 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根除癌症的工具”，这话当然有很高的可信度。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断言与某些事实相悖。正如德维塔本人所指出的 那样，癌细胞经常发生变异，面对适中乃至最激进的鸡尾酒化疗，它们正变得越来越狡猾。癌症仍然是美国的第二大健康杀手（仅次于心脏病）。这种已有几千年历 史，已被写进我们细胞本性中的疾病似乎根本不可能被完全地根除。

在该书的第一章中，德维塔讲述了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故事。他的朋 友李(Lee)先生被确诊为侵袭性前列腺癌，因为已经到了晚期，梅奥诊所(Mayo Clinic)的医生拒绝为他动手术。于是德维塔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为他找了一名外科医生。经过手术和放疗，李先生的癌症似乎销声匿迹了，可是，短短五 年后，他就出现了“生化复发”，即，无肿瘤存在的证据，但血液检查结果异常。他的医生建议密切观察。德维塔却劝说李先生参加了一项临床试验。治疗后李先生 的病情基本缓解了，然而大约一年后，他又全面复发。医生尝试给予他标准激素剥夺疗法，却收效甚微。

到了这个时候，很多医生会建议患者接受姑息疗法，但德维塔并没有这 样做。他写道，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他就已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永远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人。”他又找到了其他的治疗方法：一种实验性疫苗和一种单克隆抗 体，但李先生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然后，李先生又参与了一项别的研究，但该实验性治疗也未能缓解其病情。此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他的肺部和骨骼。他接受 了另一种实验性药物，可副作用又来了：他严重腹泻，因为脱水，他只能入院治疗。医院的肿瘤科医生决定再试试另一种药物组合，连德维塔都称这一决定“勇气可嘉”。

李先生的癌症得到了控制，可惜还不到一年，它再度爆发了。德维塔仍 不肯就此罢休。他试图让李先生再试用一种新的实验性药物——阿比特龙(abiraterone)，但生产该药物的公司和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指南都不允许将其用于终末期前列腺癌患者。此时李先生终于别无选择，只得转入临终关怀机构，两周后在家中去世。“目睹这 一切真让人难受，”德维塔写道，“我一直对李先生没能获得的治疗念念不忘。”

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德维塔的这种对患者和朋友不肯轻言放弃的精神值 得我们赞赏。但他的观点未免失之狭隘——或许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他是抗癌战争的先锋大将。这里并非事后冒出所谓先见之明，只不过，积极治疗未必是服务患 者的最佳方式。身为心力衰竭领域的专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太多次的孤注一掷——多到让我明白，神迹就是因为鲜少降临才被称为奇迹的。

尽管德维塔绝不罢休的治疗策略让我不太舒服，但我还是非常喜欢他的 这本书。他对手术和放疗的历史做出了权威的回顾，介绍了寻找新型抗癌药物的幕后故事，描写了放疗、外科和内科肿瘤学家间的激烈交锋，读来引人入胜。他讲述 了许多令人心痛的往事，譬如一个10岁的癌症患者曾经给他50美分，因为他在给她静脉注射扎针时一次就成功了。总而言之，德维塔精妙的文笔，让你觉得自己 并非是在阅读肿瘤学作为一门现代专业的发展历程，而是在聆听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故事。

只是归根结底，我还是希望能看到更多关于姑息治疗的内容，譬如，什 么时候可以放弃与癌症战斗？以他的朋友为例，德维塔在书中写道，在李先生去世两年后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接受阿比特龙治疗的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生存期较长。 他感叹这“真是缘悭一线”——倘若李先生当初能够挺过两年以上的时间，他本可以成为这些患者中的一员。可是他并没有提到，接受阿比特龙治疗的患者也仅比不 治疗多活了3.9个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