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一个痛苦的话题，但我们必须谈它所带来的伤害

（大中报/096.ca讯）：环球邮报作者Monica Catto最近在她的文章写道，在女儿自杀后的几个月里，我才知道人可以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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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那些真心替我着想的人，他们就是我的家人和密友。当我精力充沛时，为了哄我高兴，他们可以陪我一起看电视，一起享受美味清凉的冰激凌。但是，那些与我偶遇，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出现，让我不得不相信他们是天使派来的。我的朋友保罗就属于这种情况。我是在一个为期7天的培训中认识他的。学习结束后，我们就各奔东西。在社交媒体Facebook上，我们只是一般朋友，除此之外，他也仅仅是一个我相识的人。在我的女儿希拉里去世后，为了让我换换环境，他让我住进他的乡间别墅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个举动令我非常感动。按以往的性格，我的回应是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并且委婉加以拒绝。但在那个悲伤过度的日子里，我学会了对这些意想不到的善意行为表示接受。当我学会接受保罗和其他像他这样善良人的慷慨帮助时，我的骄傲也就随风远去了。

第二类是一群保持中立的人，对我既没有太大帮助也没有什么伤害。他们一般出现在探视的人群中，送来短暂的安慰，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在这里，我并没有要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相反，他们时常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并与我保持着一段距离。从我的青年时代开始直到现在，这些人就是我童年的朋友，邻居甚至老师，还有同事，社交圈和教会朋友们。这些泛泛的同情给了你一种不需回应的自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些人会突然出现，之后又转瞬消失。在经历的那段悲伤疲惫期，我尤其感谢这群人给我带来的激励和抚慰。



第三类人会带给你伤害，但人数并不多。无法想象，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就属于这一类。在我遇难的时候，她和我玩起了捉迷藏，从字面上讲就是和我来了个避而不见。在我失去女儿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无心接听电话，回复短信的速度也非常缓慢。因为我和她之间的情感基础，我试图伸手求助，却以失望告终。当时我已没有精力去追求我曾认为的牢固友谊，只好放手听凭了。在我度过那几个月的艰难时期后，她又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后来，我的这位朋友决定在的沉默之后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她给我发了数条很长的短信。似乎想把我的悲剧变成她自己的，当听到我的噩耗时，她似乎无法停止哭泣，甚至需要暂停手中的工作。这似乎太有些夸张。最后一条短信建议大家一起聚聚，理由是我不应独自一人面对如此境遇。我没有回应她的短信。需要学会和这样的人打交道，那就是要设定一个界限。沉默成为了我独白的回复。至于这种友谊，还是放弃为好。

自杀造成给家人带来的痛苦对于某些人来说很难得到化解。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自然比以前更想了解自杀。事实是，自杀是一个痛苦而沉重的话题。

我观看了一期由策略师基利·赫伦（Keely Herron)主持的泰德脱口秀节目，谈到了心灵的创伤，即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她解释说，可以接受的心灵创伤是普通民众愿意讨论并愿意表现一种同情。这可能是癌症确诊，或者最爱的宠物或祖父母的离世。但是自杀，强奸还是家庭暴力，这些问题肯定属于不接受的创伤类别，它们一般都会引起人们的不适，并希望尽快结束此话题的讨论。



我发现，在某些圈子里，有关自杀的话题常常散发着一种羞耻和负罪感，而且需要深深埋藏在人的心底，让人无法测透。可悲的是，我就认可这种想法。我的女儿希拉里在世的时候，她的一切都超过了我生命，她屋里的遗物让我清晰不断地回忆着她以往的音容笑貌。如果她是死于癌症，身体疾病，我绝不会感到羞耻或尴尬，而她的心理疾病为什么会让我有这种感觉呢？

我曾参加过一个我家附近举办的纪念国际自杀幸存者纪念日的活动，该活动为那些曾有惨痛自杀经历者分享其痛苦的感受。当时我很犹豫是否需要参加，因为参加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加入了一个被人不齿的俱乐部。活动中，共有120父母一起来纪念这些离世的孩子，配偶，父母和兄弟姐妹。尽管我一直心存自卑，我还是亲身见证了有相同经历者在一起交流的力量。最初，我以为这是一场有害无益，无法让人开心的聚会。后来我却发现大多数参加者都属于第一类、即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在那个神圣的聚会场所里有一个声音在呐喊：我看见了你的需要，我在这里，我愿意倾听你的故事。

无论我们想隐藏什么，总有一种力量会将这个秘密显明在光明之中，使其离开黑暗，暴露无疑。我认同这种信念，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想将其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