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争取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发生了什么变化？（上）”

（大中网/096.ca讯）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日前发表了一篇Rosalie Silberman Abella在华盛顿美国国际法学会（ASIL）的演讲稿。她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客座法学教授，从 2004 年起担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直至 2021 年退休。以下是经过编辑的演讲稿。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并认为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宏伟世界秩序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这个世界秩序会受到我们制定的国际法的保护，而其他人也都接受国际法在保护全球人权共识方面的重要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我认为国际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在 1945 年之后编纂和批准的道德愿景和共识如果受到权宜之计和疲惫身心的侵蚀，我就觉得我们需要重新致力于推动哥白尼式（Copernican）的革命。

我认为，包括国际司法在内的司法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危机，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反派红桃皇后一样，对司法缺少敬畏之心。对于正义的含义、民主的含义，甚至法律的目的，似乎已经没有了共识。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刻。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如何，现在都不是最好的世界。

我们正处于未来的边缘，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极端分子占据了中间地带，而这最好的部分已被极端分子蛊惑人心的不文明行为所污染。

每个人都在输出观点，但没有人在倾听。这是一个道德泥潭和道德真空地带。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事实是，我们容忍不可容忍的事情太久了，为了政治实用主义（pragmatism）而牺牲原则，以道德惰性代替政治责任，从而让它发生了。

最终，我认为我们放弃苦苦追求的价值观。我们会问：“我们凭什么说民主更好？我们凭什么把人权强加给那些摒弃人权的人？我们凭什么坚持程序正义、独立的法官和律师、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保护、新闻自由、言论和宗教自由？”

我们开始相信，谦逊和尊重差异要求我们接受那些与我们对民主、人权和正义的看法不同的政权的合法性。我们忽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道德问题。

我们错了。我们或许拥有法治，但我们拥有正义吗？法律和规则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人遵守，它们又有什么价值呢？

因此，让我们回到起点，回到我们称之为现代国际人权法（MIHRL）的起源，不仅要了解我们从什么进化而来，还要了解我们进化成了什么。

如果不了解人权在概念上与犹太大屠杀（Holocaust）的密切关系，就无法理解我们有生之年的人权。世界本应从欧洲集中营中汲取三个不可磨灭的教训：

1.冷漠是不公正的孵化器；

2.不仅要看你支持什么，还要看你为什么而战；

3.我们绝不能忘记世界是如何看待那些弱势群体的。

我们去年庆祝了《灭绝种族罪公约》及其姊妹篇《世界人权宣言》75 周年，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灰烬中飞出的火凤凰，咆哮着表达愤怒。这两份文书让这个可耻的世界有了法律的支撑。

1945年，纽伦堡大审判开始，这场审判始于近80年前，见证了犹太大屠杀的暴行。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籍犹太人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威塞尔（Elie Wiesel）说过："纽伦堡大审判说的是关于杀人者的故事......纽伦堡大审判也是说了那些冷漠者的故事。”

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故事。一个关于残忍和冷漠的故事。这个故事蕴含着许多教训。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表明，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对我来说，这些教训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中有三位是我的父母和祖母。我的父母于1939年9月3日在波兰结婚。我母亲的家族生产屋顶材料，我父亲毕业于波兰克拉科夫市的Jagiellonian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硕士学位。他原定于 1939年10月在波兰拉多姆市参加法官资格考试。然而，我的父母却在集中营度过了将近四年的时光。他们两岁半的儿子（我的弟弟）、我父亲的父母和他的三个弟弟都在Treblinka集中营被杀害。

战后，我的父母去了德国，在那里，美国人雇佣了我的父亲，他自学了英语，帮助在德国西南部的盟军为流离失所者建立法律服务体系。在我看来，我的父母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幸存者超越了他们所经历的非人待遇，于是决定再生几个孩子。我认为这是修复他们心灵的一种方式，向他们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们的精神没有崩溃。

我的成长岁月是在纽伦堡大审判的阴影下度过的。1946年7月，我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市的一个无家可归者营地，同月，检方对主要战犯的审判进行了总结。审判结束几个月后，我与父母、妹妹和祖母于1950年来到加拿大。我出生在纽伦堡大审判之初，周围都是纽伦堡审判所针对的幸存者，我的父母在某种程度上躲过了纳粹的迫害，父亲努力为那些不知道德国会残暴对待犹太人的人建立了一个司法体系。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四岁之前。

我从小就对正义充满热情，现在长大了，但我对正义的现状感到悲哀，尽管纽伦堡事件已经过去很久。我认为，像我这样的律师倾向于对随后可能发生的司法清算（如纽伦堡大审判）感到些许安慰，这种安慰是恰当的。但随后的司法真的足以替代正义吗？

我不想说纽伦堡审判不重要。它们当然重要。它们是将难以想象的罪犯绳之以法的重要而英勇的尝试，它们向世界展示了邪恶的平庸和冷漠的罪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