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加国医生的医术医德与他们的道德底线

经常听到华裔新移民对加拿大的免费医疗制度有诸多批评。 最常听到的是关于这里的医生提供的服务不符理想的抱怨。 他们感到， 与国内的医生相比， 加拿大的医生不太愿意听取和回答病人的许多疑题和要求， 而且态度生硬， 好像并不体恤病人的痛苦等等。 笔者虽然对加拿大医疗保健制度的功能和效率并不尽然认同， 但是对于这种投诉和埋怨， 基本立场是站在医生的一边。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医生有这种感观主义的原因我想是他们并不理解， 这里的医保制度是一种 “社会主义形式” 的 “配给制”， 而国内的医疗制度则是 “资本主义形式” 的 “顾客制”。 这是我在国内看过几次门诊和住过院开过刀以后的感受和经验。

是的， 加中两国的医疗制度都是 “公费制”， 可是中国的医院是鼓励 “盈利” 的医疗单位。 在加拿大， 病人的病情和治疗途径和方法， 用药种类的选择， 提供服务的方式和时间安排，都由医生说了算数; 而在中国， 病人经常可以向医生提出自己所喜欢的医疗途径， 乃至该使用何种药物。 其主要原因是， 中国的病人可以采用自费或部分自费医疗的方法看病。 在加拿大， 除非到国外就医， 没有自费医疗这回事。 它不但绝对不准， 而且还触犯法律。 因此，医生怎么说， 病人就得怎么接受治疗方法和服用何种药物， 接受何种检验和医疗程序，  没有讨价还价那回事。而且，如果阁下因此与医生发生口头上的争论和冲突， 医生可以拒绝下一次继续为阁下服务。不管你是 “大款” 还是草民， 都是一样。 有些医生的诊所还写明， 病人在看完病以后， 不要 “顺便问一下…。其他的病证” ， 因为” 医生诊病， 每次只能赚取一次或一种病情的报酬。 所以“医生也和你一样， 希望劳有所得…。”。 这就是医生的暗示， 病人每次只能看一种病情， 如果有其他地方不妥， 应该下次再约门诊。 还有一点是， 在中国， 病人向医生送红包是司空见惯的常情， 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好坏， 大概可以因红包的厚薄轻重而定。 当然， 现在这种不良习俗虽然已经有所收敛， 但还是无法和不可能完全避免。  而在加拿大， 这种情况可以被视作是违背道德和法规的不良行动。 这就难怪对来自像上海那样的中国大都市的新移民而言，  加拿大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当然是 “无法理解” 和 “不合人情常理” 了。那么， 加拿大或西方国家医生或医务人员的地位又是如何， 医术在人类生活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唯物论者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类的 “精神麻醉剂”， 唯心论者则认为宗教是人类解除精神困惑和痛苦的依托。医生和医术， 则是解除人类因疾病所导致的肢体痛苦和令人体健康和生活安宁的依靠。 那也就是说， 医生应该为病人治理肢体上和神经系统上的一切疾病， 和提供符合病人所愿望的所有治病要求和期待。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医生就必须像一个建筑工程师或机械工程师那样， 毫无疑意地像对建筑物和机械那样提供一切的服务呢? 并不尽然。 因为当代人类的所有医药需求， 已经不单单局限于肢体病变及其修补整理方面， 它还包括更加复杂的医疗服务。 比如， 现代的人类繁殖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医术， 不仅仅局限于提供简单的照料生男育女的正常功能方面的服务， 还包括防止和停止这种生殖机能的继续， 以至于为未来的父母亲选择和保留何种性别胎儿的医学技术服务。 当然还有更加复杂的牵涉到人类社会道德的医疗服务， 像解除因吸烟吸毒酗酒所引起的病变和精神状况的医疗服务等。 而虽然医生的职责是向所有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 但是很多牵涉到人类的宗教信仰和道德准则的病情时， 医疗服务的提供， 就不完全那么简单。 原因是医生是一个社会成员，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有他的宗教信仰和道德准则。 比如，对一个基督教徒教， 天主教徒， 甚至于佛教徒而言， 用医术科技的手段防止， 阻止， 终止正常的生育，是违背其宗教信仰的行为。 那就是为什么某些医生拒绝为孕妇做普通的， 或基于选择婴儿性别为目的的堕胎乃至绝育手术的原因。

对于这种情形， 西方国家很多主流民意则认为， 在对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方面， 医生不应该有任何选择。 他们认为，医生如果要判断人类行为的道德标准而提供医疗服务， 那么他应该选修法律而不是医学; 如果医生想以宗教德行和上帝的旨意对待病人， 则他们不应该学医而应该攻读神学。 有一个年轻妇女到一家Walk in Clinic诊所， 要求配避孕药而遭到一名值班医生拒绝， 原因是该医生不主张避孕。 人们的直觉是， 医生如果不愿意为病人处方避孕药， 他就不应该做医生。 但是，如果站在人的道德立场， 医生必须被迫提供有违其职业道德和人道准则的医疗服务是否妥当?又比如医生是不是有权拒绝为意图 “转性” 的病人开荷尔蒙药物? 或者药用大麻处方? 病人要求医生为普通感冒开抗生素处方又如何?  所有这些病人所提出的医疗服务都是合法的要求， 可是却遭到某些医生的拒绝， 试问我们该如何看待? 以法律行动威胁或取消医生的行医资格? 或谴责这些医生的医德? 如果从人性的角度看问题， 把医生的人性和道德观点也照顾到的话， 那就绝然不同。 以法律的规条或职业规条强迫医生提供或施行完全违反其宗教信仰和道德标准的服务， 对医生的影响乃至伤害远大于想象。

当然， 中国新移民所习惯的医疗服务与加拿大的不同， 与医生的 “医德” 无关。 它纯粹是两个国家的医保制度，生活习俗， 社会道德观念的不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