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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邮》调查: 安省工会通过广告出资为竞选政党效力

Third party advertising reaches unprecedented scale during Ontario elections
尽管政党竞选开销受到限制,但由于现行规则太过松懈,以至于政客仍可以借助第三方广告对选民施加影响力。《环球邮报》的调查发现,在安省政党和工会合作下,第三方广告已经达到空前规模,前安省保守党党领胡达克在两次省选期间就曾受到价值近$2000万元的攻击广告。
Despite capped spending for political parties at election time, current rules are lax enough to allow politicians to influence voters by tapping into third party advertising.  The Globe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that co-ordinated by political parties and trade unions, third-party advertising has reached unprecedented scale in Ontario, which had led Tim Hudak to face about $20-million worth of attack ads during his two elections as PC leader.
 
(大中报泊然报道)《环球邮报》调查发现,安省工会在过去三次省选中共出资$1500多万元为竞选政党效力,占到第三方广告总额的94%。
 
安省工会通过广告出资效力竞选政党
其中针对安省保守党的竞选广告主要是由工会伞式组织Working Families和Project Ontario发起,而这两个工会与其他政党关系密切。Working Families雇佣的通信公司与安省自由党亦签订了多项重要合约,而在最近一次省选期间,Project Ontario的领导人则是安省新民主党的资深战略家托普(Brian Topp)。
 
但是,工会通过广告出资为竞选政党效力在安省是完全合法之举。尽管政党竞选开销受到限制,但第三方广告商却不受此类约束。此外,现行规则也并未禁止类似Working Families或Project Ontario这样的组织雇佣与政党有关联的战略家为他们的竞选活动出谋划策。而这种体制与美国式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s)何其相似,所谓的SuperPACs组织并不是直接将钱塞给候选人,而是通过资助他们的代理人对竞争对手发起攻击,并同时得以规避开支限制。
 
虽然第三方广告一直安省的争议焦点之一,但《环球邮报》整理的安省竞选局数据却是首次揭示第三方广告出资的规模。
 
统计数据限制,自2007年开始强制要求第三方广告商透露其开支以来,安省居民在之后的三次省选中所看到的竞选广告共耗资$1640万元,其中$1540万元是由工会出资,$64.1万元是来自企业捐款,其余$40.9万元是来自于其他倡导组织。
 
安省首席独立选举官Greg Essensa表示,由于现行规则太过松懈,以至于政客可以通过联手第三方广告商展开竞选活动规避捐款和开支限制。
 
虽然安省省长韦恩提议的竞选筹资改革法案Bill 201首次包含了限制第三方广告支出的措施,规定企业、工会或个人在竞选活动期间的广告支出不得超过$10万元,在竞选前六个月的广告支出不得超过$60万元,但Essensa上个月向研究该法案的议会委员会表示,相关立法必需更加严格。
 
Essensa称,公众可以清楚地看到候选人和自称无党派的组织积极联手推出竞选广告,特别是当一个组织依赖于前政治工作人员或政党战略家策划第三方广告时,这种合作会更加令人不安,公众会将此视为明显的利益冲突。
 
据Essensa称,按照现行规则,只有证明政党控制了第三方的竞选活动才会被视作勾结合谋,但想要证明这一点并非易事。Essensa认为相关立法应该禁止曾经担任政治工作人员、政党官员或政党顾问的人士从事第三方竞选广告活动。
 
Working Families:安省出手最阔绰的第三方广告商
根据统计数据,安省出手最阔绰的第三方广告商非Working Families莫属。自2007年以来,该组织在三次省选中共投入逾$460万元,其中2007年省选和2011年省选各出资逾$100万元,2014年省选出资$250万元。
 
Working Families主要依靠代表熟练技工和教师协会的工会筹资,该组织的主席狄龙(Patrick Dillon)亦是安省建筑贸易理事会(Provincial Building Trades Council)的负责人。
 
Working Families的广告活动是由资深政治战略家Marcel Wieder领导的公司Arrow Communications Group负责运作。在最近三次省选中,Arrow公司从Working Families处赚取逾$430万元。
 
在2006年至2013年间,安省自由党亦向Arrow公司支付了$140万元工作报酬,而这些钱都是来自于由纳税人资助的党团服务预算资金。
 
在2007年省选期间,Working Families还曾雇佣时任自由党竞选主任盖伊(Don Guy)领导的Pollara Strategic Insights公司为其策划广告。
 
Working Families推出的一些竞选广告堪称安省最令人难忘的广告。其中在2014年省选中推出的一则广告将时任安省保守党党领胡达克比作卡通人物匹若曹,其鼻子随着每一个竞选承诺不断伸长。另一则广告则将安省保守党比作“老男孩俱乐部”,从中可以看到由一名演员扮演的胡达克正在与一些影像模糊的金融街人士签署秘密协议。
 
但是,Wieder坚称自己一直将自由党的工作和Working Families的广告活动一分为二,并表示他可以向所有人保证这两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狄龙则表示,Working Families之所以选择Arrow公司和Pollara公司,并不是因为它们与自由党有关联,而是因为它们都是业界的顶尖高手。狄龙同时称,Working Families在2003年省选之前刚刚成立伊始时,也曾接触过与安省保守党和新民主党有关联的战略家。
 
Project Ontario:2014年省选前开始踏足第三方广告
Project Ontario是在2014年省选前开始踏足第三方竞选广告,在此次省选中该组织出资近$45万元。该组织是由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安省中学教师联会(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Federation)、以及代表多伦多公车局(TTC)员工的联合运输工会(Amalgamated Transit Union)113分会共同出资资助。
 
Project Ontario在安省竞选局登记的联系人是托普,其是安省新民主党的资深战略家,并曾参加过联邦竞选。在2014年省选结束后,托普曾为安省新民主党党领贺华丝工作过几个月。
 
Project Ontario主要是在安省西南部新民党与保守党竞争激烈的选区推出一连串反保守党广告。而在最近一次省选中,新民主党的战略重点就是在西南部选区取得突破。
 
钢铁工人联合会的罗林森(Mark Rowlinson)称,Project Ontario的反保守党广告主要是针对在保守党和新民主党之间摇摆不定的选民。但他同时亦坚称该组织并未与新民主党联手合作。
 
罗林森称,策划相关广告的人员与新民党,或其他任何政党都毫无关联。
 
托普则在一封电邮中承认自己是Project Ontario的官员,但他同时表示自己并未参与新民党的竞选活动。
 
胡达克:曾遭遇价值$2000万元的攻击广告
统计数据同时显示,安省过去数年竞选广告开支最高的个别工会是安省英语天主教教师协会(Ontario English Catholic Teachers'Association),该工会在过去三次省选中共出资逾$450万元,其次是安省小学教师联盟(The Elementary Teachers' Federation of Ontario)出资$430万元。这其中部分资金是用于工会自己的竞选活动,还有一部分是资助Working Families的广告活动。
 
相关工会和安省保守党均认为这些攻击广告取得了预期效果。
 
安省小学教师联盟主席哈蒙德(Sam Hammond)极力主张其工会参与竞选活动,以促使安省自由党采取限制班级规模和推进全日制幼儿园等举措。哈蒙德称,回头看看这两到三次省选,就会发现该工会积极的政治行动令其获益匪浅。
 
据胡达克估计,在其担任安省保守党党领所参加的两次省选期间,他曾遭遇价值$2000万元的攻击广告,其中一部分是来自于两个对手政党,其余则是来自第三方竞选广告活动。
 
胡达克在接受采访时称,价值近$2000万元的攻击广告显然会令人们留下负面印象,即便是像特瑞莎修女那样的圣人,遭遇如此负面广告也会让人们心中开始起疑。
 
第三方广告商:限制开支会扼杀言论自由
但是第三方广告背后的策划者们却辩称,限制广告开支将会扼杀言论自由。
 
狄龙称,政客完全可以确保自己与第三方组织之间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在他看来,无论是律师、医生还是政客,都必需确保自己拥有诚信和自控力。
 
狄龙同时称,Bill 201对第三方广告商在竞选前六个月的广告开支进行限制属于违宪,可能会遭遇法律挑战。
 
狄龙并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竞选财务专家麦克德米德(Robert MacDermid)指出,尽管最高法院在2004年就联邦第三方竞选广告限制作出的裁决支持对此加以限制,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裁定。如果开支限制期超出竞选期,法院可能会作出不同的裁决。
 
麦克德米德上个月向研究竞选筹资改革法案的议会委员会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表明法官对和联邦竞选期一样长的限制期感到头疼,因为很难想象人权宪章会允许长达六个月的限制期。
 
Essensa则表示,对言论自由的担忧可以通过在倡权组织基于诸如更好地保护环境等一般性理由进行助选,和对候选人或政党发起攻击性广告之间进行法律界定予以解决。
 
Essensa称,如果倡权组织发起的广告活动是针对某一问题,就不应该对其设限,但是对于针对政党党领、候选人以及政党发起的试图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广告活动则有必要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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