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 古巴民众哀悼卡斯特罗只是历史悲剧的重演

消息传来，古巴共产主义独裁暴君卡斯特罗寿终正寝。至此，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垮台以后剩下的共产小国独裁魔头，就只剩下正在向美国挥舞核子武器，疯狂叫嚣要对南韩，日本，乃至美国本土发射核子攻击的金正恩一个了。终于，人类又少了一个共产独裁暴君和政治煞星。

尽管卡斯特罗的死亡，令逃亡到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难民欢庆若狂，通宵达旦地庆贺这个大暴君的陨灭。但是在古巴本土，情况就绝然不同。

 

古巴民众几乎无人不显示出悲痛哀悼的样子。至于他们内心深处讲究有何感想，那就不是人们所能够准确推测的了。原因是，即使有人暗自庆幸他们此后的生活状况，乃至国家前途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正面改变，也没有人敢于大胆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感情或行为。只要稍具政治常识的人，包括长期在卡斯特罗暴虐统治之下的本国年长民众，都应该在内心深处庆幸并感受到全新的生活即将到来。只是在卡斯特罗统治期间，由于长期处于与世界隔绝的残暴独裁统治之下，多数民众都不可能一下子感受到这个值得庆贺时刻的来临，而会循着极权政府的指示，像他们在以前参加无数次政治运动时所必须遵循和服从那样，被组织起来，排起长龙，引领到指定的地点或场合进行哀悼。

 

也许有人会不理解或怀疑笔者对古巴民众在卡斯特罗死亡后的感情的描述的正确性。可是作为一个曾经也在毛共统治之下生活过20多年的人来说，对古巴民众在共产暴君死亡以后的真实心情的理解，作出如此的描述，是有感性认识和切身经历为依据的。

前苏联独裁暴君斯大林死亡之时，笔者正在上海念中学。记得学校领导当局，按照北京中央的指示，在斯大林出殡当日，要求学校的全体师生员工，各自集中在办公室或教室里，长时间集体聆听从莫斯科转播过来的斯大林出殡时的哀乐，还规定每个人必须显示出悲痛欲绝的悲情低头默哀。

 

至于那些学生干部，即共青团员和少数共产党员，则还显示出如丧父母至亲那样的悲痛欲绝，甚至于有人还细声流泪抽泣，表示自己对共产主义领袖逝世的悲情。

 

俄国在中国人眼里一向只有恶劣形象，特别是上海人，把俄国人称作“罗宋瘪三”（俄国乞丐），而共产党却把斯大林当爷爷。可见在像笔者那样诸多“落后分子”眼中，是一幅多么滑稽可笑的场面。在长时间一片沉默肃静之中，人们忍不住窃窃笑声。这种场面开始之时还能够强忍，但到后来却再也无法控制，最后出现突发性喷口大笑的局面。这给那批进步分子，提供了表现忠于共产党的机会，他们把我们的名字全部记录下来，上报学校领导。接着学校的党部领导，对所有在斯大林哀悼会上发出笑声的学生，实施了严厉的“政治教育“和警告处分。

 

至于老毛（毛泽东）死亡之时，笔者早已经远奔国外。但是就总的情形和整体的民情而言，大概也不会与那个斯大林逝世哀悼会上的民意有本质上的区别。笔者在海外曾经不止一次地读到，大陆民众对挂在天安门城墙上的毛像拨墨和涂鸦，拿着称锤准备击打水晶棺材里的毛尸的报道例子。这都反映了共产国家民众，对独裁暴君的一种长期被压郁在内心深处的无比痛恨，和忍无可忍的，接近与暴君和暴政同归于尽的“豁出去”了的心情。

 

不过，对于多数善良的民众而言，他们对共产暴君死后的感情，也许有几分“真实性”。原因是，人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衣食丰足自由自在的生活环境中，或处于只能够获得最基本的三餐一宿，绝无人生自由的拮据生活中，久而久之，由于没有好坏优劣的生活标准作比较，就会产生“身在福中不知福”或“这就是人生处境”的惯常心态。从这个观点来看，卡斯特罗暴政统治之下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自由”，和什么是富裕生活标准，而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政治环境的古巴民众而言，为卡斯特罗之死而感到哀伤流泪，或表现出如丧父母尊之长情，也实在是可以理解，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斯大林死亡时，如果俄国人乃至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悲痛欲绝”感情是处于内心深处的话，那就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在一夜之际全盘崩溃，其尸体被从水晶棺材里拖出来鞭尸。

 

毛泽东死亡后的“全民致哀”，也根本无法与他因饿死三千万农民，以及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遭到无情鞭尸的绝然不同形象作对比。

 

卡斯特罗对古巴人民所犯下的历史罪行，也必然会在不久将来被逐一清算。没有一个共产暴君的罪行，能够逃避历史和民众对他们的最后审判。就是目前只有30多岁的被民众视为神明的金正恩共产暴徒，也迟早逃不出历史和人民的最后审判而落得可耻的下场。

 

人们不必为卡斯特罗，或任何共产暴君死亡后（或在生时）所受民众哀悼（和爱戴）时的情景感到纳闷。历史自会对他们作出最后的判决。